第一个区域是指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等南美国家，在左派领导人的主持下，基本否定了以前与外国石油公司达成的合作协议，大幅修改合作条件和模式，推翻了上世纪90年代盛行的私有化、外包和由外国公司控股下的合同模式，提出以本国为主导的合作模式。在南美形成了针对西方的油气权力中心。

　　第二个区域是中亚地区。1991年后，随着这些国家逐步对外开放，国内油气产量的恢复与上升，加上国际油价的上升，使得他们有能力对原来不合理的油气运输通道、价格机制和合作框架提出挑战。首先，在西方支持下建设巴库到杰伊汉石油管道，将里海的石油直接运往地中海，打破了俄罗斯对该地区的完全垄断；哈萨克斯坦与中国建设通向中国的石油跨国管线，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与中国合作不久建成了从土库曼斯坦到中国的跨国长距离天然气管道，打破了俄罗斯对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出口的长期垄断局面。其次，他们提出了重新谈判油气出口价格。天然气价格从原来的40多美元/千立方米，逐步提高到80美元、100美元和最近的230~250美元，逐步靠近欧洲价格。实际上形成了对抗俄罗斯的新的油气权力中心。

　　第三个区域是非洲重要的油气资源国。与前两个地区和资源国略有不同的是，对外合作、私有化模式仍然是目前非洲的主调。但是，近几年来一些资源国不仅欢迎外国公司参与上游资源开发，同时鼓励外国公司参与下游开发，把参与下游开发当作上游合作开发的条件。同时，强调外国技术、管理和经验当地化，培养当地的经营的能力，逐步把管理权由外国公司转移到本国。这些变化主要发生在尼日利亚、安哥拉、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等一系列比较大的资源国，形成了一群新的油气权力中心。

　　3.前沿领域争夺升级

　　这里所说的未来油气前沿地区包括沙漠深处等新内陆石油开发区、东西伯利亚等未开发地区、北极、深海；前沿领域为重油、油砂、页岩气、煤层气等诸多非常规能源。这些地区和领域已经成为国际石油大公司的战略目标。

　　这是因为，从全球来看，现有的油气产量主要来自具有50~60年开发历史的油田。其中主要的主力油田已经非常成熟老化，产量递减明显。根据包括美国地质家协会(AAPG)在内的多家国际权威机构研究，世界的常规石油产量已经或即将达到顶峰，维持不长的高峰平台后将不可避免地趋于下降。如果考虑到非常规的油气资源，那么世界的高峰产量可能在2030~2040年达到顶峰，从而可以维持较长的高峰生产平台若干个十年，再趋于下降。这是全球共同面临的前景，也是当前国际石油地缘战略争夺的重点，是一些大的石油消费国和石油公司争夺的焦点。

　　目前，围绕着北极地区的油气开发问题，已经在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北欧一些国家之间现实地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府、经济和外交活动的大争夺。相比之下，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商务和外交活动几乎甚少。笔者特别提醒国内石油大公司在大规模扩张海外油气业务的过程中，必须尽快参与未来油气前沿地区和前沿领域的竞争过程；同时必须研究和开展针对这些前沿地区和领域的石油外交活动。

　　4.围绕气候变化展开的能源战略大博弈

　　当前，我们这个星球的成员，围绕着全球气候变化而展开了空前的大思考、大交流和大博弈。不可否认，全球气候变化中有大量的环境问题。其中，化石能源是影响环境变化的一个重大因素。目前，各国正在重新思考和定位全球能源问题，特别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利用问题。各国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出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各国的应对战略涉及到各国的发展权、利益分配以及能源利用标准等问题。中国与许多油气资源国都是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或初期，在能源利用效率方面不可能在短期内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和标准。但是，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各有不同的利益和立场，不是一个铁板一块，产生了能源发展战略的大博弈。中国气候变化外交已经在全球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必须继续加大全球性、地区性和重点国家的研究和交流，增进理解和支持。

　　中国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开发方案和环保标准才能促进发展是一个极为现实而重要的问题，也是今后全球性石油外交不可回避的新问题。今后的石油外交必须突出环保为先的外交战略。在油气资源开发的过程中，也必须与资源国共同探讨油气资源以外的新能源和新领域的开发合作。

　　中国石油外交新方向

　　从中国石油外交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看，中国石油外交可能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近年来中国石油外交已经由比较突出政治外交和大国外交，逐渐转向政治与经济相结合，外交为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方向发展。中国石油外交已经为确保我国石油供应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