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让我们回到新能源。您又怎么看待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的前景？

王志轩：应该从科学角度看待核电、风电、光伏，在科学规划有序的前提下，使其大力发展，能发展多少就发展多少，且科技进步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作用会起到跨跃式推进的作用，是难以预测的。但是大力发展可再能源发电过程中，决不能放弃对能源安全的考虑。对于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因地制宜最重要。中国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不能采用同一种形式或者模式，应当充分考虑用市场大范围配置资源的作用，充分考虑发展智能电网，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的作用。

记者：风电弃风仍然突出，国家电网提出用特高压来输送大风电基地的风电，您认为特高压能解决这个问题吗？我是学水电的，有个技术上的疑惑是，风电量小且不均匀，感觉有点儿像径流式小水电，用得上特高压这样的“高坝大库”吗？

王志轩：弃风的问题应区别看待，情况也比较复杂，但总的来说是电源与电网没有协调发展，是没有科学规划造成的，同时也有技术障碍，有市场因素，有政策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实事求是讲，电网在减少弃风方面还是做了大量工作，弃风的现象有很大好转。但要做到更少的弃风，还要从规划、机制上解决根本性问题。特高压是可以解决我国西部风电基地大规模风电输送问题的，而且当风电场足够大时，通过技术手段和必要的储能手段相结合，有利于电力的平衡和稳定输送。

“我国优质能源的价格还是太便宜”

记者：在您看来，什么是“能源消费方式变革”？它的详细内涵应该是什么？

王志轩：首先是树立节约的观念。现有技术手段和管理手段完全可以用到在保持生活方式和舒适度不变的情况下尽量减少能源的使用。目前我们在能源利用上浪费比较严重。例如暖气，上班不在家想关暖气都关不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日本某电力公司总部学习时看到，到了中午办公室亮灯的数量自动减少。

其次就是国家政策制度，比如电力价格的制定。从制度方面和能源的整体来说，我国优质能源的价格还是太便宜，即通过价格来节约能源的力度还是不够。

记者：我们的能源消费总量，包括用电量是否过高？我们已经是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国，可是总量还在较高速度增长。

王志轩：现在很多人都在指责，相比发达国家，我国用了这么多的能源，才创造了这么少的ＧＤＰ，这实际上存在误区。能源强度，即单位ＧＤＰ的能源消耗高低是物理量与价值量的比值，不是物理量与物理量的比值，它主要是体现经济和产业结构情况，不能说明能源效率高低。比如，生产同样功能的产品，即便中国的能耗要低，但由于产品品牌价值即无形资产的价值远低于国际名牌，换算成能源强度我们反而要高得多。因此，我国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发展阶段的不同上，不宜用发达国家现在经济结构与我国正实现工业化过程的经济结构直接对比。

的确，我国存在大量能源浪费的现象，尤其是因为建筑标准和管理问题，能耗很大，对这些问题一定要针对性解决。但不能为降低能耗不顾经济效益，抛开发展阶段。事实上，不论从发展阶段，还是从能源利用看，在工业化过程中，我们要比发达国家当年工业化过程中的能源利用率要高，能源强度要低。

还有一点，人们往往把能源消耗的过高、环境污染过大与发展过快简单地搅在一起比，如把雾霾的产生归根到经济发展过快上，这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在同样的经济发展速度下，让环境变得更好。之所以产生雾霾与环境管理的能力与水平有着直接关系，污染控制的政策的科学合理性有直接关系。

记者：关键环节在哪儿呢？关一个电厂很容易，但是让散煤用户不用散煤是非常困难的。

王志轩：这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政府要提供确保用户可以用到清洁但负担得起的能源；二是民众要有环保意识和责任，在使用方便清洁能源时应负担必要的成本。民众往往习惯把环境保护看作是政府责任，而政府往往把环境问题的产生归结到企业；国家通过环保法律把环境质量的责任虚化给地方政府，管理部门把环保管理看成一种权力，上一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批项目、批环评，地方政府担“责任”，其他主体如工业部门、行业等没有环保职责；所以真正产生环境问题时责任主体是缺位的。环境保护是全民共同的责任，但各个主体的法定责任一定要明确，而且要各司其责、责权一致，我们有后发优势，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把环保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