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体制的下海者

回到2014年春。

赵文的办公室，位于北京CBD商圈一栋著名的写字楼内，从宽如一面墙的窗子向外望去，他的老东家中央石油的办公大楼，如同一座碉堡，虎踞于一片雾霾之中。

办公桌上的一堆报纸和杂志上，尽是两大国家石油公司即将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新闻。但赵文非常淡定。曾在中央石油工作过30多年，赵对老东家心情复杂。任何的“忽悠”，都难以再次唤起他的激情。

办公室的另一面墙上，是一张巨大的加拿大艾伯塔省矿产资源图。在赵文看来，真正有战略眼光的民营企业家，应把油气关注点放在海外，而不是国内。

赵曾和很多希望进军油气领域的民企老板建议，短期内国内发展空间有限，但在国外，多数国家都具备一定程度的市场公平竞争。在有些国家，资源条件很好的地区勘探程度还很低，机会要多得多。

下班后，赵文一路驶回京郊。但在小区泊车后，他并未进家，而是钻进附近一家小酒馆，独自喝开了啤酒。加班后喝两杯解乏，是很多石油人的习惯。

两瓶啤酒下肚，赵文也已对两年来的纠结做了最后了断：回老东家中央石油。

赵文任总地质师的这家民营油企创建于本世纪初。通过与中央石油东北油田的合作，该公司获得了某“边缘”区块的开发、生产及销售权。

纵向来看，民营油企浪潮兴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彼时，邓小平刚刚于南方讲了话，1993年中国又从石油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大庆等主力油田产量开始下降，开始开发周边的低品位油田，部分油田也愿意让出一些边角料，让民企打头阵去开发。另外，中国也加大了西部的油气勘探开发力度，以寻找战略接替区。

这给了民营油企很多机遇。从1992年到2000年间，上游石油民企迎来了“黄金时代”。如今在上游比较光鲜的代表性民企，如新疆广汇、MI能源、亿阳，都得益于那个时代。甚至陕西地方油企延长，虽是地方国企，但它却是整合那时成立的陕北众多民企而组建。

横向来看，赵文下海的选择，与美国几千个独立石油公司的同行们有相同也有不同。相同的是，美国小型独立石油公司中的高管们，大都是石油科班出身，在大公司工作多年后，职业生涯达到高峰，然后跳出来加盟独立石油公司，或自己创办公司；不同的是，赵文这种从NOC下海的技术专家，虽掌握丰富技术和经验，却没有任何资本积累。

赵文的老板是房地产大亨，对石油却是外行，对赵文的技术能力异常渴求，两者一拍即合。但对赵文而言，下海后的薪水尽管丰厚，老板也称“你办事我放心”，但挑战却无处不在。

最让赵文头疼的，是招标区块地质资料信息的不足——这也是现行体制给民企和外资们提出的一大难题。以2012年的第二轮页岩气探矿权招标为例，招标的20个区块均只有简单的位置介绍，几乎未提供任何对区块资源价值判断有用的数据。

就此事，赵文和其他同行，包括跨国公司的同行们沟通过，发现心存疑虑的，不止他一人。一位国际著名的油服公司技术专家曾向赵文抱怨，“中国式招标”在美国的区块招标中不可想象。

判断一个区块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大小时，必须要掌握的关键信息包括：地质含量、地下含气量、气的保存条件、储层厚度、岩层的延伸面积以及岩性是否适合压裂等。这些数据，在美国的招标中，企业可以通过购买等方式获得。

做了几十年地质师，赵文认为，数据分享对油气行业非常重要。没有地质数据，企业在投标时就无法判断区块价值。数据越少，风险越大，企业投资就会越慎重，敢尝试的企业就越少。

“尽管通过昔日的老同学老同事等私人渠道，可以在酒桌上搞到一些数据，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赵文坦言。

中国政府决心发展页岩气的初衷，除了想提高天然气产量，还想借机将铁板一块的中国油气矿权体制撕开一个口子，给赵文所在的上游民企更多空间，使它们成为能够独立发展的市场主体，进而成为搅动行业垄断的鲶鱼。

然而，页岩气招标根本没有撼动国有巨头的垄断。三大NOC以外进入的，依然多是资金多、关系硬的国企。在一旁观望的，还有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的国际石油大鳄们。

在第二轮页岩气招标之前的一次国际大会上，国企和外资各路人士纷纷上台发言，现场气氛十分热烈。但赵文黯然离场，他给老板拨了个电话，称“合作空间很小”。

赵文的一大任务，就是要搞好和三大国有石油公司及进驻中国的IOC们的关系。对于三大NOC选择合作伙伴的标准和逻辑，体制内出身的赵文再清楚不过：民企只是有点钱，但IOC们有非常规油气开采技术，这才是最重要的。

另一件让民企挠头的事，是矿权(包括勘探权和开采权)转让和储量交易的不规范。

譬如，在矿权管理方面，政府用探矿权证、原油进出口证、成品油进出口证、成品油批发证、成品油零售证等，卡住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让上游的油气区块和下游的油品都不能自由流转和交易。

民企只好画地为牢。赵文所在的公司，在松辽盆地拥有区块和探、采矿证。邻近的区块被甲公司获得后，想转手给赵文的老板，但由于矿权体制，他们始终无法实现交易。根据规定，甲公司必须将区块退还国土资源部，之后赵文的公司方可重新申请探矿权。

而在美国，小油气公司可以在储量市场自由购买或销售油气储量。美国《油气条例》还规定，涉及区块开发的所有资料，均可公开查阅或复制。涉及商业机密的地图或地质资料数据，未经作业者同意在12个月内不得公开。但一旦区块的租让合同终止，无论是否在保密期内，前述资料数据均会被公开。此项规定，非常有利于小油气公司以低成本获得和利用前人积累的地质和技术资料。从1995年开始，美国能源部还承担了对小油气公司的技术支持。

相比美国同行，中国的小油气公司无异于夹缝求生，这让回归体制的想法，一直忽强忽弱地伴随着赵文。

令人意外的是，高层倡导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却最终促成了赵文的回归。因为他判断，中国的NOC们必然会利用这个机会剥离低效资产，这场混合所有制改革会让NOC提高效率，但并不意味着会增加民营油企的机会。相反，民企的空间可能会越来越逼仄。

“这行业的民企太难了，在国家石油公司，只要有位子，一切资源、人手都给你配好。但在民企，尽管有一份比国企高不少的薪水，但所有资源都要自己开拓，生存空间太窄。”赵文称，他好几个“退国进民”的老同事，都正打算回归体制或已经回归体制。

编辑点评：

这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石油专业人才的跳槽故事。

出身体制内的赵文们之所以跳槽，除了想要一份更好的报酬，也是对石油行业的改革充满期望所致。

但现实告诉他们，改革始终雷声大雨点小，国家石油公司垄断着上中下游所有环节，多元化市场主体的、竞争性的石油市场迟迟无法形成。在此情形之下，要想获得商业合同，企业平台比专业能力重要得多，民营公司只能在夹缝中艰难求生。

国家石油公司的改革并非中国独有的任务。在“二战”后的油气国有化浪潮中，全球曾诞生了一批国家石油公司，但后来多因效率问题进行了破除垄断、开放市场的改革，其间有足够的经验教训可供中国镜鉴。

譬如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的改革，其方向明确、步骤温和，石油立法为改革起到了保驾护航、拾遗补缺的作用。巴西国家石油署要求Petrobras移交巴西石油领域所有的公益性资料，包括地质、地理等数据，新成立了一个叫“数据银行”的机构。这些资料，对所有感兴趣的投资者开放，以使得他们能和Petrobras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详见本期文章“国家石油公司改革的海外标本”)。

中国要想让市场在油气行业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些国际经验同样适用：立法先行，同时在资本、资源和信息领域都打破垄断。只有实施了以上改革，赵文们才会在民营油企里发挥作用，民营油企也才能迎来真正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