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记者：你如何看待“首富”头衔？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来说，如何更好地进行财富积累？

李河君：这个头衔不重要。我希望大家认可汉能的事业。我觉得，中国民营企业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创始人+首席执行官”的模式，汉能也是这样。

2011年，我随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参加中英经济对话，碰见一家超大国际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开始他是看不起我们的，但是谈了20多分钟后，他的态度就严肃起来了。

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的首席执行官是职业经理人，大多遵守规则、缺乏创新和勇气。但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都是经历无数风浪后成长起来的，而且永远在风浪中前进。

记者：现在有一些对汉能的质疑，比如不愿在地方投资中拿出足够的资金。你怎样回应？

李河君：我希望质疑的人先了解真实的汉能。一个项目的发展，汉能会投入30%到40%的资本金，当然我们希望当地政府能够帮助解决贷款，而土地政策则跟其他所有项目一样。汉能都会根据合同进行投入，但有些地方政府却无法兑现承诺，所以汉能现在选择投资项目的时候，首先判断地方政府的条件和能力。

一些质疑并非针对项目，而是针对这个行业。而其他企业的情况我不好评论，但汉能的发展中，最宝贵的就是从来没有进行利益输送。

中国能源革命需要“有形的手”

记者：你一直关注中国在新的能源革命中的角色，如何才能在这次变革中占据有利地位？

李河君：中国的经济体制决定了“中国模式”比较容易和新能源革命相衔接。

2012年中国的光伏产业爆发危机，很多人聚焦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有人认为，光伏产能过剩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越位”、深度介入和过度扶持，造成了一哄而上。也有人认为政府“缺位”，对于整个产业的发展缺乏规划引导，没有对中国光伏产业“两头在外”的隐患进行预警和指导。

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没有真正理解中国独特的相对高效的体制优势。

无论一次能源、二次能源，独资企业、股份制企业还是上市企业，大多是国有资本控制的。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参与能源革命的消极条件，其实是一个积极条件。它们是全民所有，应该成为新能源革命的主力军。

目前，中国的光伏产业以及新能源行业，好像正在爬坡的汽车，需要坐车的人推一把。政府利用政策为正在爬坡的新兴能源产业提供动力，最终也可以享受它们带来的经济效益和战略效益。

所谓利用政策，并不是简单地制定某一项政策，而是解决一系列问题，建立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政策系统。比如，财政杠杆、税收杠杆、价格杠杆的作用；确定政策导向的重点内容，使生产、建设、使用环节都有序开展；深化电力改革、推动发电和上网的关系，使新旧能源企业无缝衔接。

我觉得，通过政策以改革促进发展，是政府在领导新能源革命的过程中，最见功力、最不可替代、最见领导艺术的事情。

逐利是企业家的目标和责任。促使更多资本回归到实体经济，第一推动力就是要让企业在实体经济中有利可图。

市场经济主要依靠“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但并不能因此认为“有形的手”无用。作为关乎国家命运的领域，新能源行业的顺利发展不仅需要依靠强有力的“看不见的手”，而且需要“有形的手”提供强大的政策引导、产业保护甚至外交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