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开始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之际，中国经济增速也将放缓，这必然影响我国石油石化行业的发展。特别是，在新一轮工业化浪潮带来的思想观念变化、资源结构变化、产业结构变化对石油石化行业提出了新的要求，石油石化行业转方式、调结构的任务很重。

    世界经济低迷将常态化

    美国经济虽然在缓慢复苏中，但问题也不少，短期内难以复元。

    美国今年一季度GDP按年率计算增长2.0%，二季度下降至1.7%。7月美国经济增速连续第5个月低于历史趋势水平，仅工业产值指标小幅上升。美国制造业在连续34个月扩张之后，近来又有所下滑。8月，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49.6，略低于7月的49.8，已经连续第三个月处于50的分界线以下，说明美国经济增速仍不稳定。与此同时，在美国具有重要指向意义的房地产市场触底反弹。今年5月份经季调并年化的新屋销量同比增长19.8%、环比增长7.6%，创两年多来最高水平；5月份营建支出环比增长0.9%，创2009年12月以来最高水平；6月份新屋开建经季调并年化后增长6.9%，增速为2008年10月以来最高，房地产业从销售、投资和新开工等方面展现了较好前景。这些数据反映出尽管在很多方面不尽如人意，但是美国经济复苏的势头得以确立。实际上，美国在经历金融危机后，通过一系列措施，对有害银行资产进行了剥离，目前企业现金充裕，经济基本面是健康的。

    但是，美国经济复苏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如受失业率居高不下、公众消费和投资信心不足以及“财政悬崖”风险等问题。今年以来，美国失业率仍维持在8%以上的高水平，消费者信心指数8月份降至60.6，为2011年11月以来最低。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本财年美国预算赤字1.17万亿美元，连续第4年超过1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发行额和财政赤字额与GDP之比已经超过许多危机中的欧元区国家。由于总统大选在即，两党为博竞选还会带来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问题。上述因素都是制约美国经济复苏的难题。

    对于未来发展，美国已经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和推动出口振兴计划，并出台了第三轮量化宽松措施。但是，这些措施难以立竿见影，打造新兴产业等新经济增长点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以上这些因素都导致美国经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难以真正复元。乐观预计，美国经济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要到2015年前后。

    欧洲因债务危机持续恶化，经济手段难以奏效，即将步入衰退期。今年二季度，欧元区17国GDP环比萎缩0.2%。旷日持久的欧债危机，表现为主权债务带动银行危机和银行坏账引发主权债务危机相互作用，形成了“恶性循环”。这一问题还在持续加剧，导致8月份欧元区经济景气指数连续第五个月下降至86.1，为2009年底以来最低。欧盟统计局预计，欧元区经济下半年将出现衰退。与美国不同，在危机下隐藏的欧洲各国银行不良资产很多，问题一旦揭开，对整个欧洲未来经济影响会非常大。

    欧盟国家要走出债务危机，需要进行深层次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增强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竞争力，最根本的还是要建立统一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甚至建立政治联盟。然而，在财政普遍吃紧的情况下，各国实施改革甚为艰难，要让渡一部分主权更不容易，没有长期的协调和沟通不可能实现。欧债危机已经证实了过度负债模式的失效。这是欧元区各国长期发展不平衡、货币与财政政策不统一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欧盟国家不能够让渡一部分主权，从传统经济学角度看，已经难以找到解决危机的好办法。欧洲将会在3~5年时间内处于衰退期，真正有所起色可能需要8年乃至更长时间。

    日本经济温和复苏，但下行压力显现。日本二季度实际GDP折算年率增长1.4%，实现连续4个季度增长，但与一季度5.5%的增幅相比减速明显，也远低于市场预期，显现了明显的下行迹象。在过去一年中，受地震灾后重建需求支撑，日本内需坚挺，公共投资支出继续增加，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随公司利润状况同步增长。但是现在，灾后重建的提振效果开始减退，日本经济还面临较大的外部风险，如受欧债危机影响拖累出口，以及债务问题依然严峻等。国际国币基金组织预计，2012年日本经济增速仅为2.4%，2013年更将放缓至1.5%。近期，日本挑起的钓鱼岛“购岛”闹剧并错估形势，将对中日关系造成难以弥补的损伤，势必在中长期内损害日本对华贸易，对日本经济复苏的影响程度难以估量。

    受欧美经济影响，巴西、印度等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势头也有所放缓。印度今年二季度GDP同比仅增长5.5%，巴西同期的增长率更是低至0.5%，经济表现疲软，在高速增长下掩盖的诸如经济结构失调问题等也有所暴露。与欧洲关系紧密的俄罗斯和南非的出口更是萎靡不振。由此可见，发达国家经济危机的“负面连锁”效应越来越明显。

    这场世界经济危机的直接导火索是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本次危机的影响之所以如此剧烈和持久，是由于世界经济长期结构性失调，产生了各种经济失衡，包括储蓄、贸易和投资的失衡。具体来说，就是应该消费的一些国家大量储蓄，应该储蓄的一些国家在大量消费，甚至举债消费；在国际贸易上，一些国家长时间贸易逆差，又不愿意出口高技术产品找平，而另一些国家和地区有长时间的贸易利益；在投资上，一些国家长时间的投资制造业，而另一些以消费为主的国家投资走向房地产业。经济危机打破了这种格局，消费型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危机迫使全球进入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为走出危机，金融与消费拉动型国家要开始去杠杆化、加大出口、增加储蓄率、减少赤字，出口拉动型国家应该开始去产能化、减少出口和增加内部消费。这标志着一场全球性的经济机构调整已经全面启动。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对世界各国而言都是艰巨而迫切的，要实现世界不同经济体的相互协调，走向自我平衡和全球平衡的两者平衡，将是长期且痛苦的过程。这一过程，没有10年时间难以完成，也就是说，世界维持较低速度发展恐怕会持续到2020年前后。

    国内经济步入中速发展期

    在全球化的今天，伴随世界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深，中国已经深深嵌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在国际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难以保持一枝独秀。事实上，2010年一季度以来，中国GDP增速连续10个季度下降，今年二季度GDP增速为7.8％，这是3年来GDP增速首度破8%。除受外部国际经济形势影响外，国内经济增速下滑还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是以往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我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高速增长，经济总量不断攀升，但是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目前，累积的结构性问题开始逐步凸显，表现在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与此同时，支撑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消失，“国际化红利”在减少，技术引进的增长效应递减，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等。

    二是政府主动调节政策的影响。在国内外经济整体不振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积极调整宏观政策取向，提出了加快转方式、调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导向，更加重视“稳增长”和“调结构”，适当放缓发展速度，防止中国经济“硬着陆”，降低经济大起大落的风险。

    在内外部的双重影响下，我国经济发展正从高速转入中速增长阶段。这表明，未来我国不会再像以前保持10%左右的高速增长，可能维持在7%~8%的较快增长速度，这是回归到正常的发展态势上来。事实上，在经济转型期7%~8%的经济增速是比较适宜的，从全球范围看这一速度也并不低。

    尽管增速放缓，但是中国自身发展特点决定了我们未来20年仍处于发展上升期。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尚未完成。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是51.27%，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率30%~70%时是城市化的加速阶段，这表明我国正步入城镇化进程的后半阶段，未来不仅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还有发展质量的提升。工业化进程也是如此。除此以外，内部消费需求的潜力、能源消费方式转变的潜力、资金价值发挥的潜力，都是推动和支撑未来中国经济保持上升发展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很强的制度优势。十八大以后的体制机制改革还会在制度上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也会对国内经济营造好的政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