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煤制气厂远景

建设工地一景

钻研技术的职工

   杭城北部，拱墅区康桥街道瓜山社区杜子桥附近，拱康路61号那块宽阔的空地，如今是杭州市公共交通集团公司拱康路停保基地。若细加察看，仍可发现若干当年的遗迹：尚存的旧办公楼、依稀可辨的部分原厂内道路、场地一侧的原厂区绿化，甚至还有露出地面的半截水管，它即是原杭州煤制气厂的厂址。

   1981年起筹划兴建，1986年正式动工建设，1991年投产，却在2005年停产歇业。

   回顾杭州煤制气厂建设和运行的历程，众多珍贵故事依然难忘。从这家杭州存续时间最短的大型国企身上，我们睹见了杭州城市建设发展历程的另一面。

   1/ 欲解气源紧缺之困，能否建厂却久拖未决

   在1984年杭州煤制气厂的初步设计方案上，建设方曾经算过一笔账：一般居民家庭直接烧煤，热利用率只有15%—18%，而人工煤气化后，煤的热利用率能提高至38%；若按全杭州日供煤气30万立方米计算，每年至少能节约煤5万吨，还能提供7万吨气焦及1万多吨化工产品，节约运输汽油17万公升。

   当然更大的作用是在保证供气上。杭州自1974年起向市民供应瓶装液化气，当时在全国尚属先进，但因气源一向紧缺，无法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用气需求。当年负责全市供气的杭州煤气公司，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在全国找气源，上海高桥石化公司、金山石化总厂、南京扬子石化总厂、河北沧州炼油厂成了杭煤员工找气源甚至“抢气源”的重点企业，杭煤员工甚至跑到油田去找气，其艰辛一时难以道尽，但仍未能彻底解除“缺气”、“断气”之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生活质量成为工作重心，下决心建造气源厂、发展人工管道煤气，显然与这一社会形势有关。1981年，当时的杭州市革命委员会下发〔1981〕213号文件，同意成立杭州煤气厂筹建处，明确该筹建处的任务是“编制杭州煤气厂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计划任务书，逐级报批，待计划任务书批准后，负责实施”。

   杭州煤制气厂最初的名称为“杭州煤气厂”。“得知杭州要有自己的煤制气厂了，我们的积极性特别高涨。筹建处成立后，很快就编制出了采用直立炉生产煤气的《杭州市煤气厂可行性研究报告》初稿，并首先在筹建处内部组织论证。”曾任杭州煤气厂基建科长的李国夫回忆。

   没想到的是，《杭州煤气厂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计划任务书》定稿本，于1982年下半年由市政府审核并转报给省政府后，一年半载都没有回音。这一段曲折的原委，多年后才被揭秘：省市有关部门在杭州城市燃气发展方向上存在不同意见。省级有关部门虽支持杭州发展自供气源，但在是否单独筹建煤制气厂一事上出现犹豫。杭州钢铁厂生产过程中的焦化气资源可资利用，扩建杭钢焦化厂，把该厂的焦化气作为杭城管道煤气的气源，的确也是一大选项，另外，东海天然气也已准备开采。无论哪个选项都可以省下建造煤制气厂的一大笔资金。是否单独建厂似乎利弊并存，难怪主事者举棋不定。

   2/ 乘势而上，等待已久的项目终获批复

   1984年三四月间，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杭州视察。当他在西湖上泛舟，偶然向身边的省市有关方面人员问及杭州目前生产和生活能源利用一事。当得知杭州的燃料还是以煤炭为主、液化气为辅时，不由得直言不讳地指出：“杭州怎么可以没有人工管道煤气？没有管道煤气的城市怎么称得上旅游城市？这与文化底蕴厚重的杭州太不相称了。”

   万里副总理的指示很快被传达，沉寂多时的杭州煤气厂筹建工作重又启动。省有关部门以最快速度再度审核杭州市自建管道煤气气源厂一事。当年8月11日-13日，市建设局在新新饭店举行了杭州煤气厂《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会审，并特意邀请中国市政工程公司华北设计院等国内权威设计研究机构，对此予以修订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时任杭州市市长的周峰，为了让中国市政工程公司华北设计院尽快修订认可《杭州煤气厂可行性研究报告》，亲自致函曾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天津市委书记陈伟达，并派员专赴天津办理此事。“不像现在是市场经济、买方市场，那时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办事很难，都是求着对方的。记得周市长信中的言辞十分明确而恳切，其迫切心情溢于言表。”时任杭州煤气厂总工程师的姜永芳告诉笔者。

   姜永芳还向笔者回忆了当年申报项目过程中的若干细节。与筹建处负责人袁振武一起专赴北京，正是夜间，大雨如注，没带雨伞的两人顿成落汤鸡。因急于寻找下榻处，在一名三轮车夫热情有加的招徕下，他们上了车，却不知已身在何处。三轮车夫说这么晚了，无旅馆可住，直接把他们拉到了一家毫不起眼的澡堂，入内方知今晚只能睡在澡堂临时改就的大通铺上了。“偌大的房间里有近20张上下层通铺，因为热，每个人都光着上身只穿裤衩。我看见年近60的袁经理吃力地往上铺爬去，块头极大的他爬得真不容易。要知道袁经理转业之前是空军部队师级干部，此时却一句怨言都没有。”姜永芳回忆，当时大家都知道煤气厂建设经费紧张，住在澡堂里能省几个钱，还挺高兴。

   或许是上级领导重视之故，在《可行性研究报告》得到专家认可后，待国家计委正式批复之前，建设部又在9月召开杭州、青岛管道煤气建设情况工作汇报会，且特意让杭州市重点汇报煤气预计用量和建厂打算。

   盼望中的批复终于到来。1984年12月19日，国家计委下发《杭州煤气厂设计任务书的批复》（计字〔1984〕2622号），同意杭州建设煤气厂，建设规模为日生产煤气炉量30万立方米，同时建设相应的中低压管网。

   3/ 攻克资金匮乏难题，靠的是群策群力和多方支持

   在等待建厂批复的同时，在市房管局（当时兼管征地）、市建设局和当地乡镇支持下，筹建处以杜子桥自然村为圆心，征用了原半山区康桥镇（今拱墅区康桥街道）的瓜山村、谢村、康桥村等行政村的农用土地456亩，在此建立主厂区，同时在康桥镇独城村建造康桥储配站。一期工程还需铺设中、低压煤气管网近50公里及小区入户管道。

   煤制气厂的制气炉有焦炉、直立炉等好几种炉型，其中直立炉是煤干馏制气炉型中唯一能连续进料、连续制气和连续排焦的干馏设备。其时，国内最早生产人工煤气的上海杨树浦煤气厂采用的是直立炉，正在上马或准备上马人工煤气的城市，无一例外地都采用了直立炉，杭州便也跟了这股风。

   此时，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建设资金之困。该项目投资最初预算为9750万元人民币，在当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数字。经市计划委员会、市建委和煤气厂筹建处建议，杭州中、东河改造时“三家凑一凑，国家拿三分之一，省拿三分之一，市拿三分之一”的资金筹措方法再度施用。在建设部计财局、城建司的支持下，建设部首先提供了3000万元，且按相关程序，先由建设部转给国家计委，再由国家计委支付给建设方。令人兴奋的是，1984年末，在国家计划会议期间，通过市计委的努力，又为杭州人工管道煤气项目争取到了国家计委2000万元建设资金的承诺。

   “建设资金还缺一半，但我们坚信，国家越来越重视清洁能源的推广和使用，这项目只要先动起来，总会有办法的。”1985年3月起担任杭州煤气厂筹建处主任的许家福告诉笔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便项目已经开工，市建委和筹建处的工作重心之一仍是筹措建设资金。如在1985年5月，市建委以落实国家节能投资项目为名，从国家计委能源局争取到了750万节能投资款。“1988年，市里追加了1500万元投资款。同时，按照时任副省长柴松岳‘可以搞集资’的批示，以自愿、受益、适度的原则，市建委又筹集资金1000多万元，以解燃眉之急。”许家福说。

   4/ 奉献着是美丽的，点火是一次性成功的

   1986年的康桥一带尚属典型的城市郊区，完成拆迁的煤气厂工程地块仅是一片荒地。由于有限的资金都用在了购买建材、支付工程款等方面，进驻煤气厂工地的筹建处人员甚至连雨靴都没有，只得在泥泞的工地上来回奔走；没有食堂，只得赶到三站远的杭州煤气公司瓜山第二灌装场食堂搭伙解决。时任筹建处工程科科长的谢灼烁回忆，那真是一段头顶青天，脚踩大地，风霜雨雪，苦乐相随的日子。

   硅砖、黏土砖和56号工字钢是建造直立炉的重要材料，杭州煤气厂拟建4座直立炉，用量较大。筹建处原本想从河南郑州一家黏土砖企业购买，但急于成交的对方提出若在本企业订货，可以另给经办人员1万元回扣。“经办人员马上向许家福主任汇报，许主任十分干脆地说‘不要在这家订’。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为单位省钱，都愿意多做贡献，哪里还会替自己打小算盘？一涉及经费、报酬什么的，大家都很谨慎，都本能地往外推。”姜永芳回忆，后来筹建处决定在余杭超山一家黏土砖厂订购，并组织专家现场解决黏土砖烧制过程中科学掌控温度和火候这一难题。在此订购，无疑又省下一笔钱。

   基建工程是人、财、物高度流动的地方，往往会出现原始凭证不全的情况。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工程科人员在一期工程清理核算时，查出了13笔错账，追回金额共计292万元。

   292万元啊，这数字在当年足以把人彻底吓晕！

   现任杭州燃气集团总经理的王东，当年只是一名从学校毕业才两三年的小伙子：“记得一个下雪天，因为没有埋电缆的设备，只能靠人力，大家都拼足力气拉电缆，干得满头大汗。卸煤是很脏的，只要进过煤场，下过煤仓，整个人从头到脚都是黑的，但大家都抢着干……”

   1991年8月26日，星期一。这是杭州燃气发展史上值得铭记的日子。这天上午，杭州曙光小区1幢1单元601室张慧顺大妈家被人们挤得水泄不通，杭州管道煤气点火开通仪式在这个最普通的杭州市民家里举行。时任副市长李志雄打开了煤气灶，只见蓝色火苗倏然升起，美妙地在一只开水壶的壶底，稳定、均匀、漂亮地闪耀……这壶水很快烧开了，在场的人们欣喜万分。

   5/ 积极发展用户，人人参与减亏

   自杭州煤制气厂（1989年9月起定名）正式投产后，生产能力和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中，包括生化、3﹟直立炉、机炉、水煤气炉、湿法脱硫等工段等一批后续设施陆续建成，还成功实施了1﹟气柜纠偏等。可生产规模扩大了，经济效益却不甚明显。如1992年全年共产气为980万方，销售只有475万方。原因主要是管线不够长，用户少，近一半的煤气成品在煤制气厂烧锅炉，好不容易建好的制气设备有点儿“大马拉小车”之感。

   杭州煤制气厂把1993年定为大力发展管道煤气的重要年份，以量取胜是策略之一。时任杭州管道煤气公司经理的冯骏回忆当年做法：“一是积极发展民用户，力争在1993年年底达到4万民用户；二是加快管网建设，打破原有的管网铺设局限，争取越过庆春路，积极向南开拓；三是搞好服务工作，特别是解决用户投诉问题。我们曾在武林广场等地设摊，面对面向用户解惑释疑，承诺解决问题，还通过西湖之声广播电台的直播，回答用户咨询；四是发展量大、利高的工业用户，有了第一家工业用户万里化工厂后，我们又发展了第二家工业用户人民玻璃厂。”

   然而，至1996年，煤制气厂的减亏任务仍然很重，当时亏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价格机制的不顺。其时，上游原煤的价格已经放开，从1992年的每吨50多元逐月上涨到1994年底的每吨220多元，翻了好几番，下游的气价却不能上调，导致生产越多、亏得越多。

   1996年大年初二，时任市长王永明来到杭州煤制气厂慰问。在谈到减亏增收时，王永明市长认为，减亏经营承包确是一个好办法，能够达到双赢。1996年恰是“九五”计划的第一年，杭煤人抓住这一时机，提出三年减亏经营承包方案，“向上争取政策，定死亏损基数，一包三年，自主经营，超亏不补，减亏全留；对内工效挂钩，划小核算单位，引进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提高企业素质”，这种做法在全国尚属首创。

   6/ 多气源掺混和户外立管

   创举令人折服

   存续期间的杭州煤制气厂，还在全国同行中创下诸多骄人业绩，对后续燃气事业发展颇有裨益，值得一提。

   “多气源混合生产外供”即为其一。为提高生产效益，降低成本，杭煤人大胆采用多气源混合生产之法，即在自产人工煤气气源中，掺混水煤气、机炉煤气、液化石油气、杭钢焦炉气、杭州炼油厂的干气，形成6种不同气源混合生产外供。自1994年12月至2001年10月，上述不同气源相继到位，开始实施掺混外供。

   “可以说，这6种气源是煤制气厂当时所能争取到的全部气源。它们的掺混外供，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这在全国也找不出第二家，别人想学也学不到的，靠我们的技术人员反复计算、反复尝试。既要有严格的比例，又要保证标准热值，做到经济、安全、好用，这多么了不起！多气源生产外供这一招，是我们降低成本、产生效益的主要方法，效果非常明显。”时隔多年，时任杭煤公司副总经理的李恒敬在向笔者讲述这一创举时，神情仍颇为自豪。

   而在铺设城市煤气管道方面，杭煤人也有新创举。杭煤公司陆续制定了《户外立管安装操作规定》等技术文件，这些生产规范无疑又具有全国首创意义。

   进入新世纪后，与全面应用清洁能源的全球趋势相同步，杭州的天然气时代渐渐到来。与“有毒燃料”人工煤气相比，天然气的优势显而易见。2003年6月16日，杭州市天然气利用工程高压管线建设工程开工。2004年7月31日，在杭州天然气利用工程北门站举行了天然气进杭通气点火仪式，杭城普通市民开始用上了天然气。

   2005年7月2日，两只7.5万立方米的气柜正式停止供应人工煤气。7月3日，杭燃集团制气分公司（即原杭州煤制气厂）正式宣告停产。

   在此，让我们再次清点杭州煤制气厂（含改制后的杭州管道煤气公司制气分公司、杭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制气分公司）运行14年间所创下的不凡业绩：

   共外供煤气63315万标方，其中自产人工煤气54220万标方，最大日外供煤气达39.8万方（设计能力为日供30万方）；发展管道煤气用户达22万户（原设计能力为用户8.2万户）；创下了5010天安全供气的骄人纪录；铺设了遍及杭城中心区域的城市输配管网；培养了一支爱岗敬业、技术精良的燃气人才队伍；承担了保护杭州优美环境的重任；让清洁能源意识深入杭城市民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