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冬天，“煤改气”成为舆论关注的热词。一方面，“大气十条”收官，空气质量的改善有目共睹，“蓝天保卫战”捷报可期；另一方面，部分地区煤改气施工改造未能如期完成，北方多省“气荒”警报频频拉响，群众供暖受阻，天然气价格更是短期内急速向“天价”飙升。

   这引发社会各界发出喟叹：煤改气虽然“净了眼睛”，但却因供暖问题“寒了人心”。

   随着天然气供需矛盾的进一步加剧，环保部于12 月4 日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下发《关于请做好散煤综合治理确保群众温暖过冬工作的函》特急文件，提出坚持以保障群众温暖过冬为第一原则，“进入供暖季，凡属没有完工的项目或地方，继续沿用过去的燃煤取暖方式或其他替代方式”。

   能源转型是必然趋势

   提到“气荒”，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研究员刘满平并不这么看。在近日召开的第五届中国天然气行业市场化发展大会上，他表示，目前的天然气供应状况应该用“局部地区用气紧张”来形容更准确一些，“总体可以保证，局部用气有点紧张”。

   7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3个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的意见》明确将“实施城镇燃气工程，主要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列为天然气利用的重点任务。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张玉清介绍，事实上，为了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2017~2021年规划，专门配套“煤改气”总体资源保证，防止出现“气荒”。

   “坦率讲，今年的天然气供应紧张是预料之外的。”张玉清说，“我个人以为这主要是天然气产业发展过程中估计不足的问题。因为北方地区峰谷差很大，北京市天然气使用峰谷差超过16%。对形势估计不足，加上储备严重滞后，导致今年天然气价格大幅度上升。”

   “天然气供应紧张既有人为因素，也有客观因素。”北京燃气集团办公室副主任吕淼认为，这其中存在一些外部挑战，首先是天然气资源供应的不确定性，天然气总量和峰值是矛盾的；其次是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消费端受政策影响较大。

   中国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原首席研究员陈卫东则认为，能源转型中有两个动力，一个是技术可行，另一个是政府改善空气污染的决心，“今天中国液化天然气涨到8000元/吨，也是为了对抗雾霾，都是无奈的选择。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天然气时代，能源转型越来越不只是纯粹的经济、资源禀赋因素，还有其他诸如政治等因素。”

   “世界能源转型不可逆转。整个可再生能源技术、能源效率的提高让我们进入多元化时代，尤其是能源结构对环境气候变化的影响。”陈卫东表示，社会进步进入到了“维护地球生存”的新高度。“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禀赋、实际经济环境、自身的文化背景，进步程度也不一样，但是能源发展的趋势都是需要转型。”

   天然气基础设施薄弱

   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能源转型之路也是从“煤降气升”开始。张玉清以美国、英国、日本为例介绍说，“美国的能源转型过程中，1990年到2014年能源消费增长放缓，但是天然气获得增长；英国为了治理雾霾也是大幅发展天然气，从1965年到1993年完成转型，煤炭消耗占比从60%降到26%，天然气从0%上升到26%；日本是资源比较匮乏的国家，它的油气绝大部分依靠进口，但是从1990年到2014年，日本能源消费趋缓，年均增长0.2%，而天然气年均增速3.6%。”

   刘满平认为，重要的问题是基础设施薄弱，“调峰责任落实不到位，不同基础设施连接不够。基础设施除了通用矛盾以外，每个细分范围都存在不同问题。”他解释道，峰谷调节能力弱就会影响用气安全，而企业之间责任不清导致其建设积极性减弱。

   “天然气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天然气输送管道、储气设施、液化天然气管道。”刘满平说，“它的作用是什么？桥梁，这个桥梁作用如果发挥好，‘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如果发展不好，就会得‘肠梗阻’。”

   长期以来，我国天然气基础设施及其运营情况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刘满平表示，“长输管网的输送能力严重不足是通病，全国还有部分省份没有长输管网，互联互通比较差。”而省级管网的“统一建设”“统购统销”模式则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增长，“‘统购统销’相当于目前国家电网的经营模式，上面买电、下面卖电吃差价。层层加价抬高终端用气成本。输配费用在整个天然气价格中的占比高达50%以上。各地定价随意性较高，费用标准不统一。”

   刘满平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我国已经建设18座储气库，形成调峰规模64亿立方米，占全国消费总量的3%，但仍与美国20%、欧盟25%的比例相比有很大差距。

   地下储气库投资成本高、经济性差。刘满平算了一笔账，当前的工作气量单位储存空间投资额高达3~6元/立方米，主要依靠国家补贴。“如果储气价格放开，没有国家补贴或母公司石油公司支持的话，那我们的储气价格将达到多少？这个价格如果过高是否影响终端销售价？”另外，他表示，我国储气库建设资源条件较差，之前储气库建设的空间错配比较严重。

   我国天然气运营商基本以上游为主，目前民营企业受地质条件、定价机制的影响很难进入该领域，即使进入也面临如何盈利的困扰，刘满平说。

   体制得病，价格吃药？

   到底需要建设什么样的基础设施？刘满平认为，目前需要解决几个问题：扩建、提升、开放、互联、安全。“扩建基础设施并不是现在可以满足的，这涉及到总体规模的问题；既然无法短时间内扩建，就要挖掘自身潜力，提高基础设施利用率；促进第三方开放，借助外力提高利用率；互联互通，统一不同企业之间的管网技术；解决供气安全问题，最主要的是冬季保障居民供暖，保供是政治任务和社会责任。”

   刘满平说，我国管网建设出台了很多政策，总结起来为三大类：规划类、产业类、价格类，其中价格类最多，价格政策可以短时间内起到积极变化，“但是体制得病，价格吃药，短时间起到作用，根本无法解决问题。”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景春梅表示，天然气价格改革目标分自然垄断和竞争性环节，把自然垄断管住，把竞争性环节放开，这个目标需要体制条件。“具体说，就是要进一步实现管输业务独立和管网公平开放，现在条件不到位，导致我国价格改革比较纠结，一直在艰难中推进。”

   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党的十九大之后的第一个价格改革文件，全面深化价格机制改革意见。景春梅认为这意味着国家对垄断行业要真正开刀了，“紧箍咒应该念得越来越紧了”。

   “国际天然气的发展基本上都是从非竞争市场走向竞争市场，市场规模也是从天然气初始增长到快速增长、稳定增长。”在此基础上，景春梅将构建天然气交易中心看作是价格改革方面的大举措，“谁形成基准价不是国务院定，而是通过市场选择来定，通过这样的改革促进我国天然气市场发展，在国际上形成话语权。”她表示，我国目前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高达30%，“交易中心的目的就是提升我国油气的话语权，同时通过价格改革倒逼体制改革。”

   “当前天然气价格改革也存在问题，特别是今年随着天然气消费爆增，这种形势可能是政策层和业内都没有想到的，这里价格问题再次凸显。”面对这种情形，景春梅直言，“今年天然气消费爆发式增长确实存在问题，表面上是价格问题，实际上是体制问题。”

   “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加快体制改革。”景春梅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最近一直强调，体制改革不加快推进的话，有可能把价改红利消耗殆尽。只有加快体制改革，把竞争性环节放给市场，广开气源，才能增加供给，下游交易通过竞争形成公道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