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气是中国高度重视的清洁能源，天然气供应链安全是中国低碳经济转型的保障。中国的环境危机促使中国能源企业加大天然气的跨国投资，从而促进“一带一路”天然气供应链的全面升级。澳大利亚是世界天然气出口大国，近年来中澳两国天然气贸易快速增长。天然气有望成为中澳经贸关系的新支柱，有助于推动“亚太能源走廊”的建设。

   随着化石燃料的枯竭和环境污染的日益加剧，开发清洁、高效、可再生的能源是中国绿色发展的迫切任务。2016年9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了《页岩气发展规划（2016-2020年）》，标志着中国替代能源战略的正式启动。如今，“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能源出口国与能源消费国之间的桥梁，其新的时代使命是构建全球能源贸易走廊。澳大利亚拥有南太平洋地区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希望将其在南太平洋地区的能源资源转化为战略资源。中国应把握全球能源勘探开发的发展趋势，适时调整对大洋洲地区的天然气投资政策，探索中国与澳大利亚天然气合作的新路径。

 “一带一路”天然气供应链的基本特征

   天然气是当前被广泛认可和使用的清洁能源，已占全球能源消耗总量的1/4。天然气消费在中东和亚洲地区日益普及，且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虽然天然气在亚洲能源结构中所占份额相对较小，但出于对环保压力和替代性能源的考量，各国政府对天然气的进口需求不断增加。2017年，中国的天然气进口量为6857万吨，较2014年增长60%。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取得积极成果，维护国际天然气供应链安全成为我国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碳减排承诺履约的保障。当前，“一带一路”天然气供应链具有以下四大特征。

   一、天然气供应国

   从亚洲向全球扩展传统的天然气供应国包括卡塔尔、土库曼斯坦等亚洲国家。然而，随着天然气开采技术和装备的发展，天然气生产与出口国逐渐呈现出“遍地开花”的态势。俄罗斯、美国、莫桑比克等国都成为新的天然气生产大国。例如，美国研发出新的天然气开采方法，包括水平钻探技术和水力压裂法，极大地推动了美国非常规原油和页岩气生产的快速增长；2018年，俄罗斯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开始向中国运送天然气，使得北极能源开发正式步入商业化。

  二、海运液化天然气成为中国重要的天然气进口方式

   2017年，液化天然气仅占亚洲能源总消费的10%，但预计亚洲的液化天然气需求将在未来几年里大幅增长。例如，日本是液化天然气进口大国，自2011年3月福岛核事故以来，日本采用燃气发电来取代核电；韩国、印度也主要依靠液化天然气来满足国内对天然气的需求。2018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进口国。然而，许多天然气产区距离中国较远，这使得通过管道运输大量天然气变得过于昂贵或不切实际，而海运液化天然气是中国进口天然气的可行选择。

  三、天然气出口国不断提升

   液化天然气产能为应对天然气需求增加，自本世纪初以来，全球液化天然气的产能持续上升。卡塔尔是目前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在2011年完成液化产能扩容后，其产量的三分之一被用于出口。澳大利亚是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占全球液化天然气出口的20%。如果澳大利亚的LNG（Liquefied Natural Gas）项目能够按计划竣工，预计到2019年将实现每年8500万吨的产能，届时澳大利亚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国。

   四、中国的天然气供应链安全受制于地缘政治

   由于能源生产、运输和消费在地理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导致中国远洋进口天然气面临较大的安全隐患。中国当前的天然气进口国主要来自中东和中亚，叙利亚战争、美俄对峙、也门危机、伊核危机等地区性政治冲突直接影响中国天然气运输通道的安全。尤其是从卡塔尔进口的液化天然气，受到海运成本上涨、航道拥堵、海盗袭击、地区冲突的影响，安全风险急剧攀升。

   反观大洋洲，不仅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拥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南太平洋水道也是连接亚欧美三大能源消费市场的便捷通道，具有更好的运输安全性，因此其必将成为一条新的国际能源走廊。综合而言，当前“一带一路”天然气供应链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发端于俄罗斯、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贸易流已然形成。未来10年，全球液化天然气供应将大幅增加，这不仅反映了能源生产的技术进步，也反映了全球天然气需求的迅速增长，尤其是亚洲国家快速增长的清洁能源需求。预计到2020年末，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长近15%，而中国的需求将翻一番。亚洲需求的实际和预期增长，尤其是来自中国的需求，反映出中国旨在减少煤炭发电和降低碳排放的决心。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澳大利亚天然气投资的发展方向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基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互补性。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向中国出口铁矿石、煤和液化天然气，而中国将其制成品出口到澳大利亚。近年来，随着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其对清洁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澳大利亚天然气探明储量约11.1万亿立方米，居亚太地区之首，其中，约82%的天然气资源集中在西澳大利亚州海域和澳大利亚北部地区。2017年，澳大利亚的天然气行业产值约为3000亿美元，占其GDP的2%。由于澳大利亚四面环海，其所有的天然气出口都采取海运液化天然气的模式。2016~2017年，澳大利亚液化天然气出口创汇237亿美元，占澳大利亚出口总货物量的11%。预计2020~2021年，液化天然气出口将为澳大利亚带来440亿美元的收入，届时天然气在澳大利亚出口总货物量的比重将上升为20%。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中国选择澳大利亚作为海外天然气供应链的新支点主要源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能源合作取得了新进展

   预计至2019年，澳大利亚将取代卡塔尔成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液化天然气将取代焦炭成为澳大利亚第二大出口商品。目前，中国是澳大利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其液化天然气出口的第二大目的国。仅在2018年上半年，来自澳大利亚的液化天然气就占中国LNG进口总量的一半。因此，在澳大利亚投资，采用合理的价格购买天然气资源，是解决中国能源替代困局的最佳途径。在中澳自贸协定的支持下，中国能源企业在油气领域寻求与澳大利亚的合作，为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能源贸易奠定了基础。2017年12月，澳大利亚最大煤层气生产商箭头能源公司（Arrow Energy Company）宣布启动苏拉特（Surat）盆地亿吨天然气田开发项目，该天然气田是澳大利亚西北部最大的未开采气田之一，天然气储量约为1416亿立方米，而中石油拥有箭头能源公司一半的股份，这意味着大量天然气资源将有望进入中国市场。

  二、中国获得了进入澳大利亚能源工业中上游的机会

   首先，中国油气企业能够参与澳大利亚天然气田的勘探开发，参考和借鉴澳大利亚的天然气钻井技术和工程模式。其次，中国在参建昆士兰柯蒂斯液化天然气项目（Queensland Curtis LNG Project，QCLNG）的过程中，借鉴合作伙伴先进的模块化建设和项目管理经验，为中国企业单独投标澳大利亚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奠定技术基础。第三，中国造船企业可以借鉴日本对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造船技术，学习掌握南太平洋航道的相关知识，从而为中国船队运输澳大利亚液化天然气奠定设备与知识基础，实现“国气国运”战略。

 三、澳大利亚为实现多元化能源出口将更依赖中国市场

   澳大利亚政府把液化天然气的生产和出口作为国家战略，而能源消费稳定增加、购买力与投资能力雄厚的中国是澳大利亚最佳的合作伙伴。因此，澳大利亚邀请中国参与QCLNG等天然气开发项目，将有助于澳大利亚实现其战略目标。一方面，澳大利亚加强与中国的合作，能够有效应对相对低廉的美国页岩气的竞争压力，为澳大利亚维持和扩大在中国能源市场的份额创造机会。另一方面，澳大利亚的天然气开发，吸引了来自英国、美国、日本和中国的油气行业巨头的投资，有助于推动澳大利亚西北地区和中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四、中国的天然气供应链安全需要加强与澳大利亚天然气行业巨头的合作

   目前，中石化、中海油等企业已纷纷参与开发澳大利亚天然气项目。中海油获得柯蒂斯天然气项目25%的上游资产，以及天然气液化厂第一条生产线50%的权益，成为该项目第二大利益相关方，能够获得860万吨/年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合同期为20年。2012年，中石化出资28.65亿美元购买澳大利亚第二大天然气项目——太平洋液化天然气项目（Australia-Pacific LNG Project）公司25%的股份，签署了850亿美元合同用于购买330万吨LNG，并最终累计增加到760万吨/年，合同期为20年。

   中国对澳大利亚天然气投资所面临的风险

   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天然气合作依赖于企业投资、稳定的双边政治关系和合理的价格体系，这就要求中国企业理性分析投资风险，使相关项目成为未来中澳能源合作的成功典范。

  一、全球天然气产业链的双向竞争风险

   从供给方来看，美国、卡塔尔、俄罗斯是澳大利亚液化天然气出口方的竞争对手。美国凭借先进的页岩气开采技术，不仅减少了从海湾国家的天然气进口量，而且转变为液化天然气的出口国。这也促使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调整出口市场定位，将重心转向亚洲市场。俄罗斯正在提升其北极液化天然气产能，并与中国签订长期的订购合同。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将出现供过于求的趋势。从需求方来看，印度和日本是中国液化天然气需求端的竞争对手。日本是澳大利亚QCLNG项目的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和运输承包商，当前澳大利亚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大都依赖日本的运输船队。日本能源外交的核心之一，即是控制澳大利亚液化天然气的中上游产业链。

   二、澳大利亚天然气的价格竞争风险

   国际油价上涨将削弱澳大利亚天然气的竞争优势。目前，亚洲市场至今没有适当的LNG现货基准，期货合同大多与日本海关清关原油价（JCC）挂钩。因此，澳大利亚液化天然气出口的定价也与JCC挂钩。相对于北海布伦特等原油交易中心而言，日本期货原油合同存在价格滞后性，因此澳大利亚对中日韩等国出口的LNG价格明显高于国际平均价格。由于天然气开采成本高，LNG出口政策多变，导致澳大利亚天然气在价格上缺乏竞争力。

   三、澳大利亚国内“气荒”引发的天然气出口政策变动

   风险澳大利亚国内的经济生态决定其对外能源合作的成败。对于澳大利亚这种资源出口型的国家而言，天然气出口政策与国内选举密切相关。虽然澳大利亚政府出口天然气的收入会通过转移支付或税收变化传递给家庭，但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的增加造成国内供给量的相对下降，从而抬高了澳大利亚国内天然气价格，这又实际抵消了大部分民众相对增长的财富。换言之，由于液化天然气产业属于高度资本密集型，无需大量劳动力。虽然天然气行业成为澳大利亚的经济支柱，但其惠及的民众相对较少，澳大利亚非天然气行业的民众比身处天然气行业的家庭需要承担更多的国内天然气涨价压力，从而形成反对澳大利亚天然气出口政策的舆论基础，直接影响澳大利亚的政党政治生态环境。例如，2017年末，澳大利亚南部地区出现大面积的天然气短缺，民众将矛头指向澳大利亚的天然气出口政策。为了缓解国内能源危机，2018年7月，澳大利亚政府提高了液化天然气出口单价，降低了液化天然气的出口量以满足国内需求。

  结  语

   在环境保护的大背景下，亚洲能源需求的规模和构成已发生巨大变化。在未来十年，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亚太液化天然气市场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天然气市场，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间的竞争将更为激烈。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改变，直接影响澳大利亚资源出口政策的调整。翻开国际经济地理的图景，可以明确发现：澳大利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将融入有中国参与的东亚一体化。在此图景下回望五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通过天然气合作促进南太平洋通道的航运量，从而进一步改善南太平洋通道和航道沿岸区域的经济吸引力，以中澳天然气贸易为核心的亚太能源走廊建设，将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可以预见，能源合作将成为促进澳大利亚全面参与“一带一路”的推进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