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乌局势巨变的背景下，3月10日欧盟27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巴黎凡尔赛宫举行峰会。会议的选址颇具象征意义，凡尔赛宫是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后，胜利的协约国集团为了解决战争所造成的问题进行谈判的场所。

此次欧盟峰会的重大议题之一是如何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欧盟应在2027年停止使用俄罗斯的石化能源，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计划将在5月中旬提交欧委会讨论。

3月25日，美国和欧盟表示，美国将努力在2022年向欧盟额外提供150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LNG)，以帮助欧盟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美国总统拜登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还宣布了一项计划，成立一个工作组，确保欧盟成员国在2030年前每年能够得到至少大约500亿立方米的额外美国LNG。

对欧盟国家而言，能源供应“脱俄”并不是新议题。由于石油供应来源多元、运输和储备便利，而天然气贸易受基础设施（管线和液化天然气出口码头、专用运输船只、进口码头）的制约，欧洲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忧虑集中在天然气领域。

例如，乔治·马歇尔欧洲安全研究中心在2008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便表述了这样的结论：“基于俄罗斯的未来具有不确定性，也基于俄一直在系统性地重组欧洲天然气市场，将从生产到下游分销的整个网络都纳入其国家控制的代理人——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手中，指望得到这么一家垄断性实体的善待，是不现实的。”

事实上，苏联解体之后，欧盟的“能源转型”追求可用一个“四角凳”来描绘——一角是天然气采购来源多元化（2021年俄气占欧盟总进口量的41%）；另一角是降低对乌克兰作为俄气入欧的过境地的比例；第三角是通过设立《能源宪章条约》从国际法层面稳定进口俄气的过程；第四角则是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既增加本地供应，也创造新的能源产业链。

乌克兰是俄气入欧的主要过境国，乌境内的天然气管道建设可追溯到1912年。在二十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乌天然气运输系统被发展成前苏联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网络的一部分。前苏联解体之后，俄乌之间围绕能源的销售和过境矛盾不断，且在2005年引发了第一次“断气”危机；欧洲终端用户在用气量和价格波动方面都遭受了损失。

2015年9月，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控股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开工建设， 设计年输送能力为550亿立方米。这是2011年投产的北溪1号的平行线。经过波罗的海的海底，北溪管道将俄罗斯天然气直接输送到终端消费地德国，完全绕过波兰、乌克兰等东欧国家。

同年12月，美国政府解除实施40年之久的美国石油出口禁令，企业毋须申请外销原油的许可证。禁令解除的产业背景之一是基建瓶颈和出口禁令导致美国页岩油库存不断膨胀，国内原油价格一度较全球指标油价每桶折价25美元；此前几年间石油生产商要求废除出口禁令的呼声与日俱增。欧洲、亚洲及拉丁美洲被视为美国潜在的原油出口市场。

北溪2号原定于2019年12月31日之前竣工，这个日期也恰好与俄罗斯、乌克兰两国天然气过境协议到期的时间重合。但同年初，美国开始讨论对从事该项目的公司实施制裁。6月特朗普向到访的波兰总统明确表明了这一意图：“我们向德国提供保护，俄罗斯却可以从德国那里获得数以十亿计的美元。” 此后，美国多次针对参与北溪2号建设的公司实施制裁。

如今，管线已经建成。虽然管线是私营企业的能源服务项目，但在2021年11月，德国联邦网络管理局暂停了对北溪2号的认证，并要求运营方的企业组织架构必须符合德国法律。2022年2月22日，德国政府宣布停止对备受争议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的运营审批。

虽然筹谋多时，但美欧联手实现欧洲天然气进口“脱俄”依然面临诸多挑战。挑战之一在于，虽然近年美国对欧盟的LNG出口一直在增加，2021年的出口量约为220亿立方米，当前美国的LNG工厂业已满负荷生产，如果要履行其额外送往欧洲的天然气的承诺，就必须改变原本已安排要出口到别的国家（包括中国）的市场安排。

挑战之二在于竞争性定价，这是美国液化天然气在欧洲面临的最大问题。虽然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便加大动用政治外交的力量试图促使欧盟进口更多的美国LNG,但美国液化天然气最赚钱的市场始终是南美洲和中美洲，印度和东北亚。在欧洲，俄罗斯和挪威两个供应源由于供应充足且价格相对较低，占据了大部分的天然气市场。

换句话说，已经很高的欧洲天然气价格必须进一步上涨，才能吸引美国能源企业已经签订出口合同的LNG转向欧盟。即使2022年美国150亿立方米输欧是可以实现的，它仍然远远不能取代俄罗斯天然气进口。欧盟2021年从俄罗斯进口了约1,550亿立方米天然气。

挑战之三是美欧市场提升其LNG贸易对接程度，依然需要时日。美国自身的LNG出口码头建设进展是以已经签订的长期贸易协定为基础的。在执行既有协议和落实新的对欧供应目标之间，美国的企业必须遵循市场交易规则。欧洲国家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基础设施建一直以管道为主。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就敦促欧盟提高资助，加速LNG港口建设。但是建造一个新的LNG进口设施通常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而且，从港口到用户的管网需要重新布局。这些都涉及投资需求和用户可负担性等方面的预判。

观察欧盟能源“脱俄”的雄心能否实现，不仅要看政府层面地缘政治博弈态势变化，还应注意到全球油气生产的头部企业都参与了俄罗斯能源市场。根据路透社2022年2月28日一篇报道中的统计，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挪威这八个国家有十二家能源企业在俄投资和运营，雪佛龙、埃克森美孚、哈利伯顿、BP、壳牌、巴斯夫、道达尔、Engie（法国）、Eni（意大利）、Uniper(德国)，OMV(奥地利)、Equinor(挪威)等全球性能源技术服务和市场运营巨头悉数在列。在美国、欧盟、北约对俄政治外交格局巨变的情形下，这些企业有执行其母国政府对俄实施制裁的义务，但同时也受到国际资本市场的投资回报需求、企业转向全球其他国家市场拓展业务时在地质和商业空间等因素的约束。全球能源产业演变的经济规律，依然在发挥着杠杆性的作用。

也就是说，目前国际能源政治态势明朗，欧盟立志要实现天然气“脱俄”的目标，但其具体步伐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如何同时确保供应量充足、消费价格可承受、头部能源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是欧美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三角”——欧美要“脱俄”而保障供应量，就必须有新的供应来源。就全球天然气产能而言，卡塔尔、阿尔及利亚是少数有增产空间的国家，但短期内无法替代俄目前的对欧供应量。而政策性压缩进口，势必会将经济压力传导给最终用户；通过“定量配给”而控制消费量上升，则有悖于经济与社会平稳发展的追求。而不论是基于何种原因，经济制裁的基本模式应是免伤自身但重创对手。

对那些在俄欧美能源企业而言，其应对策略确有对在俄项目减持、转投、撤资等选项。但是，战事结束后，这些企业的母国政府有用之作为影响俄后续经济与政治的渠道的需求。此外，不论战事如何结束，俄作为主权国家的属性不会变化。因此，这些企业也必须从“再入俄”可能遇到的新的市场准入条件等角度判断其具体行为选项。

总而言之，欧盟及其成员国如何平衡其地缘政治追求（天然气供应源头多元化）和目前所面临的“不可能三角”挑战，对直接当事方乃至更广范围的全球天然气产业界而言，都是严峻的挑战。尤其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和贸易复苏依然不乐观，如何应对挑战，维护全球能源经济态势的稳定，着实考验有关各方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