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作为产煤大省，严格贯彻落实国发〔2016〕7号文件要求，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2018年，山西全省共关闭煤矿88座、退出产能6890万吨左右，为促进工业止跌回升、企业扭亏为盈、改善供求关系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去产能推进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实际问题亟待解决，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关闭退出煤矿职工安置压力大。一是省属煤炭企业安置空间逐渐收窄。去产能实施以来，山西省近90%的去产能安置职工都是通过企业集团内部转岗安置，下一步企业集团内部转岗的回旋余地和安置空间缩小。特别是一些地处偏远山区的独立工矿区，内部转岗安置难度更大。二是部分地方煤炭主体企业没有内部安置职工的能力。地方煤炭主体企业没有相关产业支撑，不具备内部分流安置能力，大部分职工需采取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方式安置,安置成本较高。

   关闭退出煤矿债务处置仍面临诸多难题。目前，山西省2016年、2017年去产能已关闭退出煤矿的资产债务还未全部处置到位。其主要原因是关闭退出的矿井大都地理位置偏远，分布零散，交通不便，转型发展困难，导致煤矿关闭后资产无法盘活利用，难以变现、处置。如：同煤集团“十三五”去产能关闭的12个煤矿自身没有融资能力，共有贷款117亿元，几乎都是通过同煤集团贷款或者担保，用于这些煤矿的技术改造等，大大增加了同煤集团的债务风险，影响大集团的融资，容易造成资金链断流；焦煤集团矿井关闭退出后大部分资产无法使用，虽然财资〔2018〕1号文件，对化解过剩产能国有资产处置损失有关财务处理问题进行了明确，但债务处置无具体可操作的办法，造成企业暂无处置能力；晋煤集团煤矿关闭后资产难以变现，债务处理难度较大，去产能煤矿涉及的债务大都转移给上级母公司，债务产生的利息进一步加重母公司负担。

   股份制煤矿利益主体多，关闭退出难。随着煤炭行业去产能工作的不断深化，部分股份制煤矿进入关闭破产退出程序，但因其股权结构复杂、涉及面广、利益多元，又缺乏相关退出政策支持，一些股份制煤矿对关闭退出条件期望值高，在无法满足其溢价要求的情况下，对煤矿关闭退出不积极、不主动，甚至有抵触情绪，导致关闭退出无法推进。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去产能工作进度，也影响了矿区的和谐稳定。

   去产能矿井储备项目制度缺失。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煤炭企业积极探索煤炭去产能方式，在通过矿井关闭、减量置换、减量重组等方式，实现煤炭行业去产能目标的同时，对于剩余资源储量还比较充足，但是受地质条件、煤质等因素影响，暂时不能开发的矿井，允许矿井“退而不关”：井口关闭，主要生产设备拆除，人员全部转岗分流，煤矿手续继续延续办理不用补发（主要是保留采矿证、扣押安全生产许可证），政府可将其作为固定的储备煤矿进行特别监督。一旦市场需要更多煤炭，由国家发改委审批恢复煤矿生产或建设工作，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供给。

   能否妥善解决上述问题，不仅关系到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顺利推进，而且关系煤炭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笔者建议：

   继续坚持企业主体责任与政府组织帮扶、多渠道转岗分流与政策性兜底安置、依法依规实施与保障职工权益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内部安置、转岗培训、内部退养、转移就业、创新创业、自主择业、灵活就业、公岗“托底”等方式，积极稳妥推进去产能职工分流安置工作。

   国家层面进一步明确细化债务处置办法，出台落实银企都能接受的政策措施，对去产能煤矿主体企业统贷统借，对去产能煤矿的金融债务处置给予政策支持，减轻企业负担，化解债务风险。

   国家出台股份制煤矿去产能的股权退出政策，避免去产能矿井民营股份退出时，因产生评估溢价无具体操作依据。

   尽快出台去产能矿井储备项目制度，从项目认定范围和条件、项目的申请、审查、认定程序、储备项目管理和启动等方面制定明确方案，促进满足条件的去产能矿井尽快纳入储备项目进行管理。对企业而言，希望作为储备项目的矿井，一是允许矿井产能纳入企业减量置换指标；二是允许这些煤矿的银行贷款实行停息挂账，直至允许恢复生产作业。（作者：山西焦煤集团 董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