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能源局的官员认为，“合理”二字的离去，透露出“十二五”期间，我国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力度将继续加强，建议加强能源政策与环境政策相协调。

　　“合理”的消失

　　十八大报告指出：“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强节能降耗，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

　　从“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到“控制能源消费总量”，10个字变成8个，看似细微的一词之差，意味却不尽相同。

　　国家能源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刘刚和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何勇健在中国能源基础信息平台开通暨 《中国能源政策评论2012》发布仪式上指出，虽然去掉的仅是“合理”二字，但却说明在“十二五”期间，国家将加强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力度，更加重视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加强节能降耗。

　　早在2011年1月召开的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国家能源局就已经明确指出，“十二五”期间要把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落到实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重点是控制煤炭过快增长，压缩不合理消费需求，淘汰落后产能。

　　随后公布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此后国家相关部委负责人也曾多次明确地表示，将严格控制“十二五”期间能源消费总量。但关于这一控制目标的相关数据却久未能敲槌定音。

　　今年2月份，国家能源局提出，“十二五”我国能源战略将从以保供给为主，向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转变。

　　10月24日发布的 《中国能源政策（2012）》白皮书中提出，与“十一五”不同，在“十二五”期间将实施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努力构建节能型生产消费体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活消费模式转变。

　　一系列的举动无一不表明“十二五”期间，对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重视。

　　现实压力

　　中国能源消费总额的不断攀升和能源消费结构的不合理，促使中国必须投入更多的精力到能源总量控制中。

　　2010年我国的GDP总量和日本大体相当，但能源消费总量却近乎日本的5倍；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已超美国，但经济总量却仅为美国的37％。

　　业内分析人士指出，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能源消费需求呈刚性增长。由于资源条件、技术和资金的限制，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难以有根本性的改变。

　　“十二五”期间，我国面临着更大的环境约束和国际碳减排的双重压力。我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15％左右，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化石能源消费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其产生的碳排放量在全部碳排放量中的比重超过90％。只有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才能从源头上控制碳排放。

　　上述人士认为“十二五”期间，只有在继续进行能源强度约束的同时，进行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这样才有可能硬化节能减排考核。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在十八大报告中，与能源相关的表述集中在第八大部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刘刚指出，能源政策要与环境政策协调发展。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何勇健分析指出，在刚刚过去的五年里，我国单位GDP能耗虽然有所下降，但是加工转化环节的能源利用效率却是不升反降。他认为以往的节能更多地考虑终端消费节能，集中在利用阶段。

　　以往，我国采取的节能模式是以GDP能效强度作为约束指标。“十一五”期间，我国通过节能降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6亿吨，但存在地方政府同时把GDP和能源消费做大来满足能源强度指标的问题，约束力不足。

　　此前发布的 《中国的能源政策（2012）》白皮书将“节能”放在了优先的位置，提出针对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强度的“双控制”。

　　“综合能效是一个从生产开发、加工转化到综合利用的全过程。现阶段，可以暂时不考虑勘探开发和资源回采率，但加工转化这一中间环节必须考虑在其中。”何勇健建议，今后提高综合能效不仅是要在终端节能上下功夫，更要重视中间转化环节的潜力。“如果仅仅是围绕工业产品的单位生产能效做文章，在未来的节能潜力不会太大。”

　　此外，业内分析人士建议，坚持调整能源结构，实现 “多元并举”，在严格控制煤炭消费和供应增长的同时，也要大幅度提高核电以及可再生能源开发及供应能力，增加天然气和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刘刚根据自身工作实践指出，近年来，中国能源政策更加重视能源发展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在煤矿产区的生态恢复、水电开采利用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上都体现了这一点。”

　　专家建议继续加强排放标准的制定和监管，保障能源环境政策的可持续性；加强能源政策与环境政策的协调，避免能源和环境政策的不一致性；探索排污权的交易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