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上海市政府会议宣布，上海市碳排放交易试点全面启动。这无疑也是中国适应全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要求的一个重要举措。

　　减排，是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却也面临不少尴尬。2009年，意大利G8峰会提出的2℃目标被写入《哥本哈根协议》，但另外一个指标，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相比1990年减半，未纳入该协议。虽然2℃目标与2050年全球减半的目标密切相关，最终需要确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责任分担，但由此将要求部分国家2050年减排达到80%。这使得这两个数字并未同时放入协议文本。

　　值得注意的是，温升控制在2℃之内只是一个全球平均目标，在此水平上一些非洲国家的温升有可能达到3.5℃，可以预期将给非洲大陆带来大面积灾害。哥本哈根会议上，非洲国家和小岛国呼吁全球温升目标控制在1.5℃，希望缓解气候变化对本地区的影响。尽管协议指出，将在2015年前对1.5℃进行评估，但文本绝大部分内容还是压倒性地突出了2℃目标。这也是许多非洲国家和小岛国拒绝接受《哥本哈根协议》的根本原因。2℃目标的协议不仅在国家间，也在支持不同温升指标的环境集团之间制造了鸿沟。

　　不过，国际推动减排的合作已经在不断推进中，而且进程将越来越快。2010年的坎昆气候变化大会和2011年的德班气候变化大会都再次确认了全球2℃的气候变化控制目标。

　　根据全球减排情景，以及世界银行的人口预测，我们对人均排放趋同进行分析后得出，发达国家必须尽早深度减排，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排放空间。

　　倘若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下，仍坚持通过国际合作做出减排的努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将在2025年左右达到峰值，约为85.6亿吨二氧化碳。但是这样的分析是建立在要求发达国家到2020年比1990年减排30%到35%左右，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进行强有力的减排行动基础之上的。这个前提的可能性存在，但似乎也很困难。这就是说，如果要实现全球2℃升温的控制目标，中国有可能要在2025年之前达到峰值。

　　依据研究，我国在2025年之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是有其可行性的。从政策环境上，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有了很好的社会环境和政策导向。我国政府宣布了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相比2005年下降40%至45%的国内行动目标。当然，中国可以做得更好，这一方面需要在今后两个五年计划内继续推行现有节能、可再生能源和核电政策，并努力推进低碳发展，提倡低碳交通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技术、碳金融、碳市场等方面的国际合作，获得更多的外部支持。

　　近两年，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快速进步为实现我国的2℃情景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到2011年，风机成本下降到了3200~3500元/千瓦，使得在沿海地区一些风力发电成本已经可以和燃煤发电相竞争。根据目前风力发电的发展格局，尽管目前在风电入网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从工程院相关研究结论可知，这些困难随着电网建设和纳入风电的规划进一步完善，会较快得到解决。因此到2020年，甚至有可能发展到2.5亿千瓦到3亿千瓦的装机。对于光伏发电来说也是如此。近期2020年光伏发电的目标已经提高到了2000万千瓦，相关专家正在讨论5000万千瓦的目标。做得好的话，现实情况还有可能进一步超出。

　　在未来可再生能源和化石燃料发电技术成本下降的曲线效应的影响下，到2020年之前，随着化石能源成本不断上升以及对环境外部性的内部化，可再生能源已经全面对化石能源发电产生成本竞争性。同时，大量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的普及使用也是较有可能的，如太阳能空调、光伏发电采暖等技术。

　　我们认为，低碳发展的建设，会由于国家经济实力的快速发展而得以全面实现。按照现价计算，到2020年、2030年和2050年，我国GDP总量会从2010年40.3万亿元，上升到130万亿元、290万亿元和520万亿元。当然，由于技术成本的下降，即使按照现价计算也会下降明显。因此，未来用于低碳发展的投入可以远远大于目前国内研究机构研究预计的对低碳投入的需求。充足的资金投入可以在低碳交通、建筑方面全面实现低碳发展的需求，实现更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依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政策明确，投资充足，我国实现2℃情景的二氧化碳排放途径是可行的，但前提是要有很好的政策设计，以及资金投入。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系统分析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