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指出，可再生能源投资，也许50年后才能见效益。应该设立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研究中心，针对发展路线图和重大政策进行研究

　　9月，北京进入初秋，空气中已有了一丝凉意，而可再生能源政策带来的“热度”却一浪高过一浪。

　　9月4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此前3天，《电网企业全额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监管办法》开始施行，要求电网企业全额收购其电网覆盖范围内的水力、风力、生物质、太阳能、海洋能和地热能发电。

　　9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电监会发布《关于2006年度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和配额交易方案的通知》，首次实施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和配额交易方案。

　　一系列有力规划和保障措施接踵出台，标志着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进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启动阶段。

　　期间，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牵动了全球经济的神经，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凭添了一股巨大推力。11月7日，全球基准的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升至每桶98.62美元，每桶100美元的大关近在咫尺。

　　廉价石油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由于石油产能已经接近巅峰，石油供应的下降将不可避免。如果人类不改变现有的能源消费和生产方式，石油资源的枯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可再生能源”成为全球最为炙手可热的能源科技概念，盛会不断。9月7日，第22届欧洲太阳能光伏展在意大利米兰国际会展中心落幕；18日，北京2007世界太阳能展会开幕；24日，第4届美国国际太阳能展览会又在加州长滩会议中心举行。

　　《规划》的颁布可谓正当其时。对于这个规划，业内人士并不感到陌生。此前两年中，国家发改委官员和能源专家均在不同场合透露过相关内容。

　　《中国投资》在采访中获悉，《规划》蓝本早在2004年底就已做完，2005年2月28日通过的《可再生能源法》就是在蓝本基础上制订出来的。从逻辑关系上看，法律是实现规划目标的重要保障，没有基础的中长期发展目标，制订法律就没有依托。

　　2006年4月20日，国家能源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规划》。温家宝总理在会议上强调，我国可再生能源技术与国际水平差距不是太大，先觉悟，先起步，加大力度，还是能走在世界前头。

　　2007年6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规划》。9月3日，胡锦涛主席访问澳大利亚并参加APEC第1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应对气候变化是这次会议的核心议题。选择此间发布《规划》，体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项重要努力。

　　一位参与规划起草的专家告诉《中国投资》，与2004年规划的蓝本相比，正式发布的《规划》仅有一些微调，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中国能源消费中的比例由16%调整为15%。

　　2万亿投资容量的市场

　　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的数据，到2006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年利用量达到2亿吨标准煤，约占国内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8%，远远低于全球14%的平均比例。

　　但中国可再生能源已步入快速发展期。

　　随着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日趋枯竭，以及全球对于温室气体排放引起气候变暖问题的强烈关注，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不但是世界能源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能源战略的必然选择。

　　《规划》明确了我国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具体发展目标：2010年可再生能源消耗量占全国能源消耗总量的10%，2020年达到15%。其中，水电装机容量2010年达到1.9亿千瓦，2020年达到3亿千瓦；风电总装机容量2010年达到500万千瓦，2020年3000万千瓦；生物质发电总装机容量2010年达550万千瓦，2020年3000万千瓦。

　　《规划》的重要亮点之一，是对未来十几年可再生能源投资的详细梳理。

　　据测算，从2006年到2020年，我国要新增1.9亿千瓦水电装机，按平均每千瓦7000元测算，需要总投资约1.3万亿元；新增2800万千瓦生物质发电装机，按平均每千瓦7000元测算，需要总投资约2000亿元；新增约2900万千瓦风电装机，按平均每千瓦6500元测算，需要总投资约1900亿元；新增6200万户农村户用沼气，按户均投资3000元测算，需要总投资约1900亿元；新增太阳能发电约173万千瓦，按每千瓦75000元测算，需要总投资约1300亿元。加上大中型沼气工程、太阳能热水器、地热、生物液体燃料生产和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等，预计实现2020年规划任务将需总投资约2万亿元。

　　未来，将采取国家投资和社会多元化投资相结合的方式，解决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建设资金问题。

　　在决策者的设计中，大型企业被冀望为可再生能源投资主力军。《规划》里明确规定，发电装机容量500万千瓦以上的企业，到2020年，它们经营的总发电功率里面必须有8%以上是可再生能源。

　　现有生产销售化石能源的石油、天然气、煤炭和电力的中央企业、地方大型企业，都要拿出足够的资金发展可再生能源。10月初，中石油副总裁胡文瑞称，2010年之前将向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100亿，形成新能源生产能力300万吨油当量，同时中石油煤层气、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的产量预计均可占到全国的40%左右。

　　9月4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陈德铭在接受采访时称：“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不问企业所有制，完全按照公平待遇。在可再生能源开发领域内，市场规则、市场准入，对所有的企业都是一视同仁的。”

　　产业投资前景各有特点

　　“十一五”以来，大力推行的节能减排政策提高了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战略地位。但节能减排与可再生能源并不能混为一谈。

　　节能减排政策是非常应急的，到2010年节能20%左右和主要污染物减排10%的目标非常明确，必须完成。但《规划》着眼于未来能源问题，是从2030年、2040年甚至更长远的时间来考虑的。

　　“对可再生能源不宜炒得过热，现在就踏踏实实地做，要给它留出一定的空间和氛围”，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李俊峰副所长强调说，“我特别不希望政府花钱买出一个市场来。”

　　从数字来看，《规划》提出的中长期目标是相对保守而可行的。比如2010年风电总装机容量500万千瓦的目标，2007年底就有可能实现。光伏发电2010年累计装机达到30万千瓦，2020年达到180万千瓦。李俊峰认为，180万千瓦应当看作是2020年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的低目标，高目标可设定为1000万千瓦。

　　《规划》强化了水电资源的稀缺性，到2020年中国将再开发3亿千瓦左右，投资高达1.3万亿元。国家发改委副主任陈德铭指出，“大型水电建设有利于减少大气污染，对环境的影响是可控的。中国将在非常注意环保和解决好移民的前提下，有规划地开发水电。”

　　中国的水电资源非常丰富，根据最新水能资源复查结果，全国水电资源技术可开发量为5.4亿千瓦，分布在全国30个省(区、市)的1600多个县(市)，其中70%集中在西南地区。目前我国水电开发量已经达到27%左右，估计到2020至2030年期间，中国水电资源将基本开发完毕，届时将形成3亿千瓦的发电能力，在当时的全国电力装机中占据30%左右的比例。

　　目前，我国水电勘测、设计、施工、安装和设备制造均达到国际水平，并形成了完备的产业体系。

　　银河证券指出，水电开发，尤其是大江大河的开发具有不可复制性，是一种稀缺资源。作为发电公司，谁掌握了大江大河的开发权，谁就占据了资源。水电本身是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结合的共同体，运营的特性是主要成本为折旧，变动成本比例非常低，在未来上网电价持续上升的背景下，水电企业将具有非常大的边际收益。

　　作为一个朝阳产业，风电行业正在迅速崛起。早在2005年3月24日，国家发改委决定在2005-2007年间，实施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高技术产业化专项(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太阳能供热和地源热泵供热与制冷、高温气冷堆示范电站、氢能)。其中，风力发电主要是开展1.5兆瓦变速恒频风力发电机组和1.2兆瓦直接驱动永磁式风电机组的产业化。2005年5月，全国风电建设前期会议召开，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决定，在2010年建立起完备的风力发电工业体系，风电技术水平和装备能力达到国际水平。

　　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可再生能源和农村电力处史立山处长告诉《中国投资》：目前已着手建设全国风能资源观测网，相关资金已拨付到位，将在全国建40个100米高的测风塔，通过对数据进行计算，模拟出全国每公里的风力资源情况。

　　据介绍，国家资金还将支持建设风力发电的公共实验平台，以满足社会研发的需要，其中既有产品检测机制，也支持一些高校设立风电专业。

　　史立山称，规模化带动产业化仍将是未来风电发展的主要思路。过去5年，国家发改委进行了5次风电项目招标。目前，中国已有能力批量生产1.5兆瓦风机，预计明后年2-3兆瓦也能生产。国外走了20-30年的路，中国很快就追上了。

　　目前，风力发电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市场和资源不匹配。比如，内蒙古风力资源非常好，但市场消化能力不够强；京津塘地区有市场，但缺乏资源。大规模输送风电需要建设大型电网，这就引向另一个复杂问题。据悉，国家发改委最近召集会议，讨论内蒙古风电如何融入华北电网的问题。

　　从事太阳能光电板、太阳能热利用设备生产的，大部分都是民营企业。过去几年，在国际市场需求的拉动下，中国光伏发电产业迅速兴起。2005年12月，无锡尚德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创始人施正荣博士一举跨入富豪行列。受到这个财富故事的激励，多家中国企业蜂拥而上，至2006年中国太阳能电池的年产能已达到160万千瓦。河北、山东和江苏等省都把太阳能列为重点发展产业。

　　目前，光伏发电成本约为每千瓦时5元，超过常规发电成本的10倍，国内市场需求有限。政府对这一领域的投资支持，主要是解决偏远地区农村的通电问题以及建设一批大型光伏示范电站。目前，国内已建成几十个光伏并网发电系统，最大的100千瓦，小的也有几千瓦。在送电到乡工程中，国家建成了720多座离网发电的光伏电站。

　　苏州CSI阿特斯公司CEO瞿晓铧博士称，公司95%的市场都在海外。其它光伏生产企业大多如此。

　　公共研发平台急需重建

　　技术开发能力和产业体系薄弱，是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挑战之一。除了水力发电、太阳能热利用和沼气外，其它可再生能源的技术水平较低，缺乏技术研发能力，设备制造能力弱，技术和设备生产较多依靠进口，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较大。

　　从软环境来看，可再生能源资源评价、技术标准、产品检测和认证等体系不完善，人才培养不能满足市场快速发展的要求，尚未形成支撑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技术服务体系。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李俊峰副所长大力呼吁，应该设立国家级的可再生能源研究中心，针对发展路线图和重大政策进行研究。“可再生能源投资，可能50年后才能见效益。企业不会主动干这样的事情，只有靠国家”，李说。

　　1998年机构改革时，大量中央研究院所被砍掉了。其中，电力科学研究院划给国家电网公司，石油规划研究院分给了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煤炭科学研究院重组为一家企业。从此，没有一家研究机构站在全局高度，对国家能源发展和技术研发进行通盘考虑。

　　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缺失。新加坡这样的国家，还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工业研究院。只有2000多万人口的台湾省，也设立了中央工业研究院和中央经济研究院。

　　早有识者指出，中国接受过系统的风电教育的人才不超过50人。所谓风电专家大多数都是半路出家，做过一些风电项目，通过风电厂建设和运行掌握了一些原理。

　　缺乏优秀的技术人才、研发基础和公共技术研发平台，使中国风电产业严重受制于人。目前，近40家的中国风机制造企业，没有一家掌握原始创新技术，都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目前，风力发电发展很快，但是生产一台风机至少向国外机构交纳5－6万美元的生产许可证费用。而且，未经许可，中国企业还不能开发新的机型。

　　过去没有积累，更需要从现在开始踏实工作，做长期努力。

　　7月15日，华北电力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可再生能源学院。该学院下设水利水电工程系及水资源与水利水电工程研究所、风能研究所、生物能源与生态可持续性研究所和太阳能研究所，立志通过高起点、跨越式发展，成为在我国乃至全世界可再生能源领域中有影响的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化基地。

　　李俊峰认为，国家可以选择3、4家重点高校开设可再生能源专业，有条件的搞成一个院系，切切实实把教育基础抓起来。

　　创新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人才、体制和机制都需要一个较长的积累。在急功近利的心态驱使下，往往不能获得良好的创新成效。

　　此间观察人士认为，科技部和财政部的预算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科技创新的活力。中国80%以上的科研投入花在了设备采购上，人才投入只占很小的比例。创新的关键在人，没有对人才的大量投入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创新。

　　要想提高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原始创新能力，并非是一部《可再生能源法》或《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就能解决的，关键在于制订和落实一系列实施细则和配套政策，需要很多部门的强力推动和协调。

　　李俊峰告诉《中国投资》，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一定要避免重走汽车业的老路。《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的目标相对保守，但特别强调产业建设，其深意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