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中国也在努力向清洁能源转型。在此过程中，作为污染大户的煤化工行业也在积极响应，但却与国家的相关政策背道而驰，号称能对煤炭做到清洁利用的煤化工行业，将煤炭的转化和利用真的能属于“清洁”的范畴吗？相关部委至今没有对“清洁”二字做出定义，也让一些污染行业得到了浑水摸鱼的机会。

清洁能源，指在开发和利用过程中，对环境友好的能源。目前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清洁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和其它新能源。但是，清洁能源和清洁利用属于两个概念范畴。煤炭深加工行业也就是煤化工，“煤炭”加“化工”如何被包装成了“清洁”利用的能源？

煤化工业内普遍认同的是，煤化工是一个高耗水、高碳排、高污染的行业，同时，作为必备的配套项目，在煤炭的转化利用过程中，自用的燃煤电厂也会成为污染源。再加上作为原料的煤炭，在其开采和利用过程中，也将贡献极大的环境风险。而行业所广泛宣传的“煤化工是煤炭清洁利用的出路”这个论点，其实是基于忽略了其生产过程中的所有环节而做出的。而下游产品中又多为化工原料。煤化工行业所自我宣传的所谓煤炭的“清洁”利用并不成立。

煤化工对水质水量的要求极大，但其项目又广泛分布于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区域。在煤炭资源与水资源呈逆向分别的中国，煤化工在选择煤炭资源的同时，也放弃了对开采水资源地区的保护。根据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近日发布的《煤炭产业如何加剧全球水危机报告》及《窟野河流域煤水矛盾研究》等报告中，众多煤化工项目广泛分布于中国的水资源严重匮乏区域。例如神华鄂尔多斯煤制油项目就曾被曝光因超采地下水，而导致当地生态严重退化的现象。虽然近年来有不少高新的技术被研发，也被证明能解决某一单独煤化工产品的水耗问题，但也只是杯水车薪。煤化工行业对环境，尤其是水资源的影响，不应太过乐观。

近日，美国杜克大学的杨启仁教授所发表在《气候政策》(Climate Policy)期刊上的文章中也谈到了煤化工的碳排放问题及其所谓的解决对策。文中提到，煤制天然气的碳排，是常规天然气的三倍。煤制油(汽油和柴油)的碳排是石油制汽油和柴油的1.5倍到2倍。煤化工行业因此也提出了碳捕捉与封存技术(CCS)的应用，用以解决其高碳排的问题。但讽刺的是，目前中国煤化工行业正在运转的CCS项目仅有两个小项目，而其CCS的捕捉量不足其排放总量的5%，其数量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CCS的真实实施和其理论的差距，可见一斑。据统计，煤化工投产、在建、拟建的项目，预计到十三五末(2020年)，将达到4.9亿吨/年，于欧盟到2020年的减排目标(4.52亿吨)相当，高于美国承诺的2020年前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3.96亿吨)。如此下去，煤化工会将中国苦心竭力的减排计划毁于一旦。

然而，还有最重要也最被广为诟病的污染问题。煤炭的加工利用，势必会产生挥发酚、硫化物、氰化物、苯丙芘、以及种种高致癌、高致畸的未知物质。在项目做到脱硫脱硝的同时，却长期停留在依靠老旧的晾晒工艺的水处理技术。因此而留下的高浓盐水及其蒸发所挥发的VOC等物质，地下水和大气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4月14日大唐集团多伦煤制烯烃项目又被爆出晾晒池管涌事故，也让人对晾晒池的安全不仅深感揪心。大唐集团位于内蒙古的克旗煤制气项目就曾被曝光过的污水问题，其中多项污染物远超国家标准。此次煤化工再度发生事故，行业所宣称的“零排放”不禁也成为了一场泡沫。

高耗水、高碳排、高污染，煤化工真的能划为“清洁”利用的能源吗？如果行业自己能随意将其打上清洁的标签，那是否所有的能源行业都会将自己划入中国“清洁”能源的清单之中？在经过了煤炭的黄金十年，而今陷入低谷的煤化工，不应盲目的慌不择路。2015年4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2015-2020年)》(以下简称《计划》)，以作为中国清洁煤炭政策的指导原则。其中也提出推动现代煤化工产业的升级示范为目标。但煤化工在未解决自身问题的同时，也不应为自己贴上“清洁”的标签，而绑架国家的清洁能源战略。

放弃盲目，回归理性，才是目前应做的事情。是否清洁应由相关部委来决定，而不是行业自己。因此相关部委也应尽快综合各方意见，定义何谓煤炭的“清洁”利用，并限制非相关行业的“贴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