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海油内部人士透露，2009年，中海油用了整整八个月，进行一项规模不亚于收购优尼科的国际合作项目，“几乎马上就要签约，却被国内竞争对手破坏掉了”。

市场只以成败论英雄，直到2010年5月4日，中海油31亿美元入股Bridas公司交易完成交割，傅成玉团队才有了机会，来展示他们“合作”思路的成果。

中海油获得Bridas50%股份，并间接获得阿根廷第二大油气生产商、第一大原油出口商Pan American能源公司20%的权益。但中海油摆出极其低调的姿态，对外宣称“中海油与Bridas能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只字未提“并购”。

在傅成玉看来，这个不具攻击性、皆大欢喜的交易，一样服务于中海油的战略意图。“这个(合资)公司未来可成为一个新平台，用以在南美和其他地区发展，这比中海油顶着一个国家石油公司的帽子出去要更容易。”傅成玉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表示。

“中海油最大的优势，是对方看我有诚意。诚意就是愿意合作。”傅成玉进一步解释说。一位参与交易的投行人士说，中石油在这宗交易中一直是有力竞争者，“签约前一刻，中石油还在找卖家谈，但对方觉得和中海油更投缘。”

两面夹击

中海油并购道路上空间有限

并购是中海油绕不过去的选择—中海油资产基数太小。截至2008年末，中海油总资产4095亿元，仅为中石油集团的22%，不到中石化集团的40%。若要遂傅成玉所愿，让中海油在“十二五”期间成为国际第一阵营的能源公司，不可能完全依靠自身有机增长。出路在哪里？

在公众眼中，中海油历史负担轻、在国家石油公司中最“通洋务”，而且独揽中国海上对外合作的专营权，它的“弱项”却往往被低估。

海洋石油工业素来存在高风险(容易受到台风、冰冻等恶劣环境破坏)、高投入(海上油田开发成本远高于陆地常规油田)、高科技壁垒(很多技术都属于发达国家限制出口行列)的劣势。中国海域石油还有先天不足：除南海中南部外，中国周边海洋均为陆表海，生烃层和大部分储层存在于大陆裂谷的构造环境中，油田规模偏小，油质偏差，许多油田经济边际值较高，探明储量动用率较低，只有在高油价模式下才存在开采可行性。

上世纪90年代，一些大牌国际石油公司陆续撤出在中国海域的投资。“在他们看着开不了的，我们还得开，毕竟是我们自己的资源。”傅成玉说。

这些年来，中海油油气产量逐年提升，但也十分清楚，中国海域难以制造北海和墨西哥湾级别的惊喜。

在陆上，中海油素无上游资产，也难以在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区块内拿到服务合同。在下游，中石化和中石油已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寡头垄断的局面，中海油惟在惠州拥有一个千万吨级炼厂，即便如此，由于难以铺开加油站终端，惠州炼厂的销路也只能倚赖批发，因此尚难实现盈利。

即使要往海外扩展，中海油也不得不面对来自国内的竞争。国际市场上每一桩大的油气资产竞标或出售，投资银行和各种中介机构都会殷勤地将同一份材料递到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相关负责人的面前。这些人已经习惯了在同一个航班上尴尬相遇。

倘若倒回五年前，中海油一定很有底气。与国内竞争对手相比，中海油对外合作能力强—早在1999年第一次公开上市路演时，中海油的四个老总就以流利英文回答各方提问，令中外观者印象深刻，同时中海油历史包袱轻，重点业务都在中心沿海城市，没有中石油、中石化那样沉重的社会职能负担。

现在，中石油和中石化早已进化为庞大的“两栖动物”—截至2009年，中石油在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拥有75个油气合作项目，还准备用八至十年时间建成覆盖中亚、非洲、南美、中东和亚太的五大油气合作区，使海外油气作业当量达到2亿吨规模。

更何况，在海外油气项目合作上，中石油挟政府优势，通过“贷款换石油”，更容易达成与资源国的合作。2009年，中石油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委内瑞拉、巴西、厄瓜多尔等国国家石油公司签署的“贷款换石油”合同，总金额逼近500亿美元。这成为近年撬动国际石油业的重要力量。

那些觊觎中国市场的资源国和跨国石油公司，也开始选择“一体化合作”模式：在资源国上游，他们与中国石油公司联合竞标，同时在中国下游炼化和销售领域，参股组建合资公司，围绕石油产业的上、中、下游，形成一个取长补短的利益共同体。在这方面，下游布点众多的中石化和中石油占有先机。

即使从技术角度看，倘若海外招标油田为陆上区块，中石油的嗅觉更敏锐，经验更老道，可得心应手地将它在大庆的老油田开采技术和人力运用于苏丹和伊拉克；倘若海外招标油田为安哥拉或巴西的深海区块，中海油又要考虑自身技术能力是否达标，是否比得过壳牌、道达尔这些老牌国际石油公司。

为了应对两面夹击的困境，傅成玉认为中海油必须走“差异化道路”，不仅战略上要有差异，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上也要有差异。“就是我不跟你们争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