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石油勘探形式上看，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全球勘探新发现的油田数量和规模就在不断下减。全球90%的油田进入成熟期，一大批油田产量经历高峰之后不断下降。据估算到2030年，如果要维持现在产量，需要增加4500万桶/日生产能力，相当于4个沙特阿拉伯。后石油时代的到来难以逆转，石油等传统化石资源将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我国常规石油可采资源量为212亿吨，探明率为39%，勘探上还处于中等成熟阶段，预计我国未来20年～25年，平均每年新增可采储量1.8亿吨～2亿吨。但是探明储量的品位在不断下降，低渗、超低渗、超稠油储量所占比重加大，已开发油田总体进入高含水、高采出阶段。石油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后石油时代的炼油工业面临资源和价格的挑战不可避免。在高度依赖石油经济的后石油时代到来之际，迫使我们思考后石油时代炼油工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随着全国各地炼油项目改扩建工程相继完工，我国迅速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原油炼化国家。截至2009年年底，中国原油一次加工能力已达4.7亿吨/年左右，位居世界第二位。2009年，国内千万吨级炼油基地已达17座，初步形成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炼化企业群。在做大规模和总量的同时，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对我国炼油工业可持续发展造成一定阻碍。

　　2009年我国进口原油1.99亿吨，对外依存度高达51.2%。如果我国国内石油产量维持现有水平，新增炼油项目原油必须从国际市场上获得，炼油工业将面临来自国际市场的资源和价格的挑战。同时大型炼油项目陆续上马，对水资源、土地资源、环境、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很大压力。即使再严格控制，炼油过程也存在一定的“三废”和二氧化碳排放。

　　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洪认为，应当优化加工工艺，应对后石油时代资源危机，以提高石油资源利用效率为目标，优化炼油加工总流程，严格控制并逐步淘汰渣油焦化，避免将宝贵的石油转化为廉价的石油焦，尽可能充分地利用石油资源。同时需要相关技术不断创新，支持炼油工业提高能效。

　　未来炼油产能过剩的可能值得担忧。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历史阶段，石油等化石能源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油品需求增长为我国炼油工业发展提供了较大空间。据统计，全国拟新布点大型炼油项目13个，新增炼油能力达3.2亿吨/年，项目遍及十多个省市。这些规划中的项目都预期在“十二五”期间建成。届时，我国炼油能力将突破8亿吨/年，与预测需求的炼油能力相比过剩能力将超过2.5亿吨/年。如此巨大过剩产能必将对油品市场产生一定冲击。

　　根据预测，到2015年，亚太地区成品油过剩量将从2008年的3867万吨增加到8781万吨。其中我国周边的印度、韩国、新加坡、日本和我国台湾省等国家和地区的成品油过剩量将达到1.21亿吨左右。与此同时，中东地区的成品油过剩量也将从1913万吨猛增至6047万吨，不仅将严重挤压国内成品油出口的传统市场，而且将对国内成品油市场带来较大冲击。同时，周边国际市场的产能过剩使得我国过剩的炼油产能难以通过出口消化。

　　对此，曹湘洪建议，应当严格控制我国炼油加工的总能力。炼油工业发展的总规模必须和成品油市场消费需求总量相适应，严格控制擅自开工建设炼油项目，迅速扭转无序发展局面。在充分依托现有炼油企业和配套设施基础上，通过技术改造增加原油加工能力、淘汰落后炼油生产能力，有利于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节能减排。

　　燃料清洁化将成为未来炼油工业发展的一大趋势。在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下，车辆尾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日趋严格，要求炼油企业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炼化装置的升级、深加工能力的增强为炼油企业生产清洁油品提供了可能，这不仅要求炼油工业的发展努力降低产品中硫、烯烃、芳烃、苯等有害物质的含量，而且还要求炼油企业开发清洁的、可再生的生物质燃料。开发生产清洁、可再生的生物质燃料正逐步成为我国炼油工业发展的共识。

　　2010年全国车用汽柴油将全部达到国3标准，部分产品要达到欧4标准。为满足质量要求不断提高的清洁燃料生产需要，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炼油工业将在科学制定油品质量标准化的基础上，努力提高汽柴油产品的质量，满足汽车工业和环保法规的要求。着力开发更加环保的清洁燃料技术，同时要重视炼油过程清洁化技术的研发。

　　另外，曹湘洪建议要进一步扩大我国石油储备，建立高效安全的石油储运体系。石油储备要坚持国家战略储备和企业商业储备同步发展，努力建设多渠道石油供应保障体系，从而实现我国炼油行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