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补贴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推动产业发展的原始驱动力，又是行业规模化发展的掣肘。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国家财政补贴问题更加敏感，已在全球市场确立话语权的新能源发电，及处于上升阶段的新能源汽车是财政补贴的主要投放领域。

　　国内风电、光伏发展逾十年，2018年底风电累计并网装机1.84亿千瓦，发电量3660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5.2%；光伏发电装机1.74亿千瓦，发电量1775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2.52%。曾经微不足道的新能源发电不再是小众能源，已经足以影响电力系统平衡，影响能源发展秩序。

　　超乎管理者预期，财政补贴缺口越来越大。目前，国内新能源补贴缺口超过1000亿元，预计到2030年补贴累计将超过1万亿元。为解决这一棘手问题，国家能源管理部门从价格政策、指标管理、市场监管等方面入手，希望加速推动新能源行业平价上网。

　　近期，财政部、发改委、能源局组织座谈会征求各方意见，拟调整光伏管理政策，提出以财政补贴为上限确定光伏装机总量，企业以竞价方式参与财政补贴分配，以此缓解补贴压力、倒逼光伏产业链降低工程造价。与此同时，国内风电业已明确通过竞价方式获取指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引导补贴退坡。

　　补贴退坡是既定政策方向，补贴拖欠则是沉重的现实。目前，新能源发电项目普遍面临2年以上的财政补贴拖欠，数亿元，甚至上百亿的应收账款躺在财务账本上，应收账款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不断提高。这种状况令新能源行业上下焦虑不已。

　　上市公司公告显示，截止2018年三季度末，在央企新能源运营商中，华能新能源、龙源电力应收账款已经超过100亿元；民营企业中，2018年上半年林洋能源光伏发电补贴应收账款13.38亿元，占营业收入83%；阳光电源应收账款57.04亿元，这一数值远远大于当期公司营业收入38.95亿元。

　　现金流是新能源企业的生命线。从影响新能源项目现金流入、流出的因素分析，电费收入是项目现金流流入的核心，现金流流出以财务费用、运营费用为主。按照现行电价机制，新能源度电收入中超过当地燃煤标杆电价的部分均由财政补贴转付。新能源财政补贴的唯一来源是电价附加1.9分/千瓦时。

　　分析各类新能源对财政补贴的依赖程度，海上风电>生物质发电>光伏发电>陆上风电。其中，陆上风电度电补贴在0.15元左右，占度电光伏度电补贴在0.23-0.3元，生物质发电度电补贴为0.35-0.45元，海上风电度电补贴最高，在0.45元/千瓦时左右，占度电价格50%以上。

　　新能源是优质资产，补贴拖欠是行业共性问题。如果不考虑补贴拖欠影响，新能源发电的主要财务指标——毛利率、净利率、利润总额、ROE（净资产收益率）等均处于领先水准。以内蒙古某风电项目为例，测算显示项目毛利率75%，净利率59%，净资产收益率38%。这些指标接近甚至优于贵州茅台。数据显示，2018年三季度贵州茅台毛利率91.12%，净利率50.86%，净资产收益率24.93%。

　　从新能源运营主体所处状况看，补贴拖欠是行业共性问题。2018年9月底某央企所属新能源开发公司新能源补贴到付率不到10%。不同的是，央企企业对于补贴拖欠的抗压能力要远远高于民营企业。我们在调研中，接触到越来越多因补贴不到位而变卖新能源资产的项目业主，有的企业甚至选择申请破产清算，缓解企业经营压力。

　　2018年7月，生物质发电企业山东琦泉集团（全国排名第三）上书财政部纪检组，反映财政补贴拖欠问题，一时引起管理部门关注。彼时，企业面临银行抽贷、资金链断裂、生物燃料采购困难等重重问题，无奈之下选择向财政部门“告状”。

　　有鉴于此，新能源企业在投资决策之初，就应该充分考虑补贴拖欠带来的财务费用增加、现金流紧张等状况，推演项目在20年全生命周期的现金流入、流出，规避经营风险。

　　新能源企业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关心补贴到付率。在现金流压力面前，新能源企业更希望提高补贴到付率，缩短补贴拨付周期，即便降低度电补贴标准。尤其是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现金流比什么时候都重要。

　　唯有平价上网新能源企业才能摆脱补贴拖欠。在当前新能源工程造价、发电小时数、上网电价条件，对于多数项目而言，平价上网并非易事。以蒙东（二类资源区）为例，财务测算显示，在6500元/千瓦的工程造价下，不考虑其他成本降低、市场交易引起电价波动因素，3100-3200小时是蒙东风电平价上网的底线。2018年该地区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为2206小时，增加1000小时在消纳、调度上仍存在一定难度。

　　除此外，新能源行业唯有自强自立，通过产业链协同，降低工程造价和运营成本。这一点，光伏产业链在技术驱动下成本下降的速度要快于风电，风电、光伏之间的竞争也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