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美国国内研究能源与气候变化问题之外，一些学者还积极参与了跨国的合作研究，麻省理工学院的约翰·多伊奇(John Deutch)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他与来自法国阿海法集团(Areva group)的安妮·劳弗基恩(Anne Lauvergeon)和印尼国家石油公司的韦德哈万·普拉维拉阿马查(Widhyawan Prawiraatmadja)两位能源问题专家合作，于2007年向美日欧“三边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提交了一份有关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问题的报告。该报告分别就气候变化背景下北美、欧洲和亚太三个地区所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在多伊奇所撰写的北美报告部分，他列举了四条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措施：首先，美国在应对气候变暖问题上必须采取碳排放控制政策;其次，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大国必须就如何分担碳减排的成本问题达成广泛共识;第三，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主要还是依靠碳捕捉和埋存(CCS)技术。美日欧三方应当尽快在世界范围内建起5到6个大型的碳捕捉和埋存项目，以此来证明该项技术的可行性和增强公众对碳隔离的可接受性;第四，在能源安全保障方面，多伊奇认为在采取新的措施以降低核扩散危险的前提下，应当鼓励和增加核能的使用。

　　虽然上述论述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强调了核能在稳定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积极作用，这一方面与当前核能在一些国家得到广泛应用的现实状况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只要国际社会遵循可持续发展理念，积极开发可再生资源和清洁能源技术，人类就有理由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缓解感到乐观。

　　四　关于伦理与国际气候政治的研究

　　气候变化不仅涉及不同国家的责任和义务的分担问题，而且由于从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多演变成现今的气候暖化现象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因而气候变化问题还涉及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等伦理问题，尤其是在2001年小布什政府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退出了《京都议定书》之后，国际气候政治中的价值、道德、正义和公平等伦理问题迅即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2002年，由宾夕法尼亚跨学科环境政策联合研究部(Pennsylvania Consortium for Interdisciplinary Environmental Policy)主管唐纳德·布朗(Donald A.Brown)推出的《美国炎热：美国回应全球变暖的道德问题》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布朗认为，以往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研究一直局限于能源、环境、经济发展等“硬性”方面，从而忽视了对于该问题的道德、公平、正义等“软性”因素的关注。众所周知，美国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长期扮演了一种“拖后腿”的角色。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之所以如此消极，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确定性一直未得到百分之百的证实，盲目减排得不偿失;二是参与温室气体减排将会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削弱美国的国际竞争力;三是如果其他发展中大国(主要指中国、印度)不参与减排，美国单方面减排的效果将会被其他国家的排放抵消。

　　但在布朗看来，美国寻找借口逃避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同时，却忽视了如下事实：首先，无论是从历史累积排放量还是以现实的绝对排放量来看，美国均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其次，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如果美国都无法做到减排，那么其他国家更无从谈起;第三，基于公平和发展的需要，发展中国家不应与发达国家承担同样的责任。总体而言，该书所传递的信息是，美国最近几年在气候谈判问题上推卸责任的行为在道德上是不可以接受的，而建立气候变化问题的道德维度是继续推进气候谈判的关键所在;在未来几年的全球变暖谈判中，美国需要面对一系列重要的道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