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石油换代的阵痛

　　粮食与石油，一农一工，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自油价拉升粮食成本和发展石油的生物燃料替代以来，二者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了。

　　据国际权威机构（IEO2005、IEO2005和USGS2000）资料的推算，全球石油剩余可采储量加上储量增长潜量（共2297亿吨）可用39年；再加上待发现的石油资源量（共3574亿吨）可用53年；而天然气和煤炭分别是63年和90年。如果说20世纪是化石能源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化石能源换代的世纪。在这个能源的历史巨变中，怎不引发社会与经济的分娩般的阵痛，此次粮食危机乃其一也。

　　石油换代的阵痛在中国将尤为剧烈。中国化石能源剩余可采储量中，石油只占4%%，约35亿吨标煤，储产比已到警戒线11（均按2005年计），而消费量是世界第二，进口依存度近半。这是一次求供倒悬和无米之炊的“巨痛”。中国自1994年为石油净进口国后，2006年的3.2亿吨石油消费中有1.8亿吨是进口的，进口量还将继续扩大。进口石油非“一买一卖，按价付款”那么简单，中国70%%的进口石油来自不稳定的中东地区，要通过马六甲海峡。需要多大投入才能保障这条海上石油通道？才能将俄罗斯和中亚的油气流入中国？这是需要付出巨大资金、政治、外交，以至军事代价和承当巨大风险的，其隐性成本比表观价格要高许多。

　　应对石油换代“阵痛”的另一条路是“走出去”开发国外石油资源。但我们已晚于西方国家一个世纪，这已经是肉少骨多和争夺“最后一杯羹”的战场而不是伊甸乐园。面对风云突变的国际舞台和形势不稳的石油资源国，这更是一项代价和风险度极高的境外投资。国际能源组织报告IEA2007中就提醒中国和印度，要十分注意过分依赖中东石油的“海湾石油瘾”可能产生的近期和远期风险。

　　“扩大进口”和“走出去”可以“止痛”，但“替代”才能“治病”。可惜不久前颁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力争到2010年使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达到能源消费总量的10%%，2020年达到15%%。”其实，按国际惯例属于常规能源的大水电在2006年就已经占到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7％了，2020年的非水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实际是7%%左右，其中生物燃料对石油燃料的替代指标是2%%（欧盟是10％、美国是20%%）。中国在化石能源替代上的决心和步子显然是不大的。

　　此次世界粮价危机中，中国良好的粮食表现靠的是“立足国内”和“粮食自给率95%%”的好战略，而同样是国家战略物资的石油，进口依存度却已近50%%。按石油储产比11，到2020年将所剩无几，60%%的进口依存度是打不住的。“立足国外”和“坐吃山空”的石油政策还能够维持多久？现在提出要向“非常规油气”进军，但“部分关键技术需要持续攻关，且投入大、周期长，经济效益短期内难以实现”。为什么不可以改变一下传统的工业思维模式，把目光多投放一些到生物燃料和“三农”上来，把石油替代真正抓起来。

　　如果设想，像美国2030年生物燃料替代30%%的石油运输燃料那样，中国石油替代也能达到30%%，中国的能源安全和“三农”将会是个什么样子？

　　六、生物燃料是替代石油的唯一选择

　　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发出警讯后，石油进口国就开始寻思“替代”了。

　　巴西和美国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以甘蔗和玉米生产乙醇替代石油；90年代美国进行了长达5年的以甲醇作为运输燃料的试验，但以失败而告终；1999年，克林顿发布《开发和推进生物基产品和生物能源》总统令，大力推行生物燃料替代；布什上任后又主张发展氢能，在世界掀起过一阵“氢能热”，后来又改口说：“这不是近期的解决办法，也不是中期的解决办法，而确实是远期的解决办法”，转而大力支持生物燃料替代。2005年美国颁布的《国家能源政策法》中“要求燃料制造商到2012年在汽油中必须加入2250万吨生物乙醇，可以每年减少20亿桶原油的消耗和向外商支付的640亿美元购油款，还可以使美国家庭减少430亿美元的开支”。2007年初提出“twentyinten”计划，即10年内减少20%%的汽油消耗，其中15%%源自生物燃料替代，5%%靠提高汽车能效；2007年底通过的美国《能源自主与安全法案》进一步提出了2022年生产生物燃料1.08亿吨及其相应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与计划。美国在发展生物燃料上可以用“雷厉风行”和“紧锣密鼓”来形容。

　　美国年消费石油9.5亿吨，净进口6.4亿吨，石油对美国经济和外交压力越来越大。经过三四十年寻觅才找到能使美国绝处逢生的生物燃料，故不惜顶住国际社会强大的舆论压力，倾其20%%以至40%%（2015年）的玉米及技术突破后的非食物性原料，替代30%%（2030年）甚至50%%（2050年）的石油运输燃料。为减少与粮食供应的冲突，2006年布什在国情咨文中要求6年内（到2012年）使纤维素乙醇的商业化生产成为现实，并以1.6亿美元建3个纤维素乙醇示范厂和投入21亿美元用于新技术研发，全面部署了由玉米乙醇向非粮二代生物燃料的战略过渡。“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发展生物燃料上美国如此之坚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上世纪80年代，瑞典在斯德哥尔摩市对9种燃料车进行了10多年的替代化石燃料试验，最后选择了沼气和乙醇两种生物燃料。欧盟先以生物柴油为重点，继而启动了一个发展生物乙醇的激进计划，并于2007年3月制定了2020年生物燃料不得少于运输燃料10％的目标。日本国会2002年通过了《日本生物质综合战略》和制定了相应发展目标和计划；印度2002年成立了国家生物燃料委员会，在9个邦推广E5乙醇汽油；菲律宾2006年制定了“生物燃油法”，提出2010年的燃料乙醇必须达到汽油消费量10%%的指标。

　　2007年全球生物乙醇产量已经达到4500万吨，其替代规模是其他可再生能源不能比拟的。2020年前后将发展到2亿吨，约相当于现在世界石油生产量的5%%，生物燃油对化石燃料的替代已经驶上了快车道。石油的生物燃料替代是多个国家经30多年选择的结果，正如欧盟委员会提出的：“生物燃料是唯一可以大规模获得的替代运输燃油的能源。”它已经成为石油替代的一种世界共识和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