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抑的气氛笼罩着煤炭行业，除了煤价不复昔日辉煌之外，一轮“去煤炭化”运动正在中国展开。

去年以来，国家能源局局长吴新雄多次在内部会议上表态，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等地将不再新建火电项目。今年全国“两会”上，来自核电、风电和光伏的业界代表频频发声，强调这些清洁能源是火电的合理替代者，是治理雾霾的最佳解决方案。

在中国高呼“去火电化”的同时，欧洲却正在掀起新一轮的火电复兴。北美页岩气革命之后，输欧煤炭价格大跌，火电竞争力提升。另外，欧盟国家普遍对火电排放进行了严格监管，火电机组经过环保改造后，可以实现煤炭的清洁化利用。

中国市场上，亦不乏先进的煤炭清洁化利用方案。中国的超临界和超超临界火电机组数量，在全球占比已超过50%，且已获得商业化的成功实践。

下一代“绿色煤电”的IGCC(Integrated Gasification Combined Cycle，即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系统)已在天津并网发电，高效清洁地投入了运行。

不过，发电用煤只占中国煤炭消费总量的一半。大量的工业锅炉、窑炉用煤和散烧煤，未经系统专业的清洁化处理，仍在被大量直接使用。北京市环保局最新数据显示，北京PM2.5来源中，燃煤污染占34%。

美国博地能源全球投资者关系和企业关系高级副总裁Vic Svec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美国的经验显示，煤炭绝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解决方案，“只要你在使用煤炭的时候，采用负责任的方式”。

但是，中国似乎离煤炭清洁化使用的距离越来越远。一个重要原因是，能源主管部门力图通过对煤炭进行消费总量控制，来实现能源结构转型，这使得部分清洁煤技术也被牵连。

清洁燃煤发电受鼓励

在广义上，清洁煤是一个全产业链的概念，涵盖上游的煤炭(及煤层气)开采、洗选，中游的运输、发电、冶金、化工生产，以及下游“三废”的处理回收、二氧化碳的捕集和封存。

但在中国，似乎只有洁净煤发电受到了明确的政策性鼓励。4月18日召开的国家能源委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应加快清洁高效燃煤机组的核准速度。

代表着高效煤炭使用方向的超临界和超超临界火电机组，正是总理所言的“高效清洁燃煤机组”。超超临界机组具有省煤、环保和节水的特点，机组热效率能够达到45%左右。中国目前超超临界机组数量在全世界占比超过50%，此外，在经济性上，由于超超临界机组单机容量大，具有高效、省煤的特点，与常规火电机组相比非常有竞争力。

更先进的火电技术，也正在中国落地。目前，使用IGCC技术的火电厂，已经在天津建成投产。这个项目由华能集团自主研发，是世界公认最具前景的洁净煤技术之一。

与传统电厂不同，IGCC技术先将煤炭进行气化处理，再通过高效的“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系统发电——这被认为是最具发展前景的洁净煤发电技术之一，其污染物排放量远低于常规燃煤电站，脱硫效率可达99%，氮氧化物排放只有常规电厂的15%至25%。

与此同时，基于IGCC技术，还能实现二氧化碳的捕集和封存，通过煤所化还可以实现煤制天然气、煤制甲醇、硫磺、煤制油等化工产品及建筑灰渣等副产品，实现电力、化工的联产和煤炭资源的综合利用。

2005年，华能集团联合国内七家大型煤电企业和美国博地能源公司，组建了华能控股的绿色煤电公司。2008年，绿色煤电公司和天津市津能投资公司共同投资组建华能(天津)煤气化发电有限公司，负责IGCC电站示范工程的建设和运营。2012年，装机26.5万千瓦的天津IGCC示范工程投产。华能集团还计划进一步建设40万千瓦等级的IGCC电站，为该技术的商业化做准备。

天津IGCC是“十一五”863计划依托工程，属于国家支持的重点前沿课题，但其距离商业化运营显然还有较长距离。华能集团人士表示，使用经过洁净处理的煤制气发电，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之所以愿担此重任，是因为华能是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为先”，“IGCC代表着下一代燃煤发电的技术方向，目前应该从社会发展而非商业价值的角度去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