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燃料密集型项目的成本对能源市场价格波动敏感;因此，一个高度依赖燃料密集型发电机组的市场，其工商业用户的成本风险较高。比如2001年加州电力危机的重要原因就是天然气价格的上涨带动了电价飙涨。而这种风险不仅损害经济，也会阻碍各国政府改善环境的努力。比如2013年冬天，由于美国等地严寒导致天然气价激增，弃核后的日本只好用煤炭替代天然气来弥补因弃核造成的供电能力不足，结果自然是温室气体排放量变高。因此，弃核要么让经济暴露在高电价风险下，加剧投资风险;要么用煤减缓天然气带来的价格波动，但面对高污染风险。

弃核的环境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福岛事故后，日本的碳减排立场大退步。这是因为福岛事故不仅造成日本现有核电发电比重下降，更由于环保组织、国内外压力使日本中长期能源规划不得不“减核、废核”。这必然导致日本中长期之内煤、气电比例将显著高于原有预计，因此再也难以像废核前那样雄心勃勃地提出碳减排计划。

核电问题的政治层面

核电的高风险性让其成为极具争议的政治议题。在三里岛事故发生之前，出于能源安全考虑，美国也曾有大规模的核电计划。然而三里岛事故的发生严重挫伤了这项进程。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对日本核电的打击不仅仅在于它本身的损害震撼了社会，更在于它勾起了日本民众对于核打击的历史记忆。

核电的政治争议还与“反政府运动”有密切关系。核电的高资本密集度、庞大的项目建设和工程的复杂程度，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资金的调度和整合。这使核电项目在威权国家成为“强权”的符号，成为异见运动绝好的攻击对象。

最著名的案例就是中国台湾地区的“核四”问题。台湾核四电厂是80年代筹建的，一开始是受到了当地居民的反对。正因为核四电厂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推动的，因此反核四的运动迅速和当时承接“党外运动”衣钵的反对党民进党联手，成为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主要阵地。而“反核四”也和“台独”一起成为民进党的两大“神主牌”。即便在台湾两次发生政党轮替后，“反核四”仍然成为两党互相攻讦的议题。最后，造成核四项目建设时断时续，工程质量和安全难以保证——核电政治化最后成为反噬技术问题的洪流，这是核电政治层面不可忽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