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对核电项目的反对声音中，许多反对者将自己的反对都归因于“决策不民主”。这实际上是难以成立的。在核电这样具有复杂技术背景和具政治性争议的大项目上，沟通、走群众路线和“让民众参与公众决策”都行不通。这些大型项目与“死刑废除”一样，是依赖于复杂专业知识的政治性决断，民众既无法懂专业更不会做政治判断，因此只能是专家提供资料，政治领导做决策并负政治责任。

核电问题的信息传播和心理层面

2012年11月的美国科学院院刊刊载了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毕军、黄蕾等学者关于《福岛核事故对中国核电站附近居民的核电风险感知的影响》的研究。这一研究第一次清晰而严谨地度量了大型核事故对中国居民对核电项目的感知风险变化的影响。研究显示，福岛核事故让我国居民对核电的接受度都下降了;同时，这一研究也给出了人群可接受的风险水平。

这些信息给出的是居民对核电安全性的需求，也给出了我国如果要通过发展核电降低发电污染物排放的成本——这一成本不仅包括了核电的建设和运营成本，还包括了因为人群对核电的感知风险变化对所在地房价、就业供给和其他要素投入产生的估价影响。这些影响会真实地反映在实体经济上，从而影响到关于“核电究竟还是不是一个有效率地降低环境污染排放手段”的判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