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奥运会期间的“少开一天车”到服装企业把环保概念甚至废纸、碳排放量纳入企业运营。

　　政策背景很清晰:前有十一五目标,到2010年中国的单位GDP能耗要降低20%;后又有哥本哈根大会之前中国的明确表态,中国单位GDP将减排40%-45%。在未来的一次能源使用中,包括太阳能等在内的新能源比例将由现在的不足10%上升到15%。

　　理由也很简单。这一场大雪之下的电煤紧张,国内的压力昭然若现。而若中国不减排,未来不久可能就会面临美国、欧洲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

　　理想和现实都很美,1月20日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的“第四届中国新能源国际高峰论坛”上,至少参会的太阳能企业都很激动:他们预计此后每年这个行业仍将以30%-50%的速度增长。“地方政府对节能减排项目的招商引资,目前是不遗余力的。”与会的一位企业家说,而会场上到处可见的地方政府官员恰是最好的说明。对于他们,一方面是新产业的机会,另一方面则是国家给出的节能减排的整体性压力。

　　如同Intel Capial负责清洁技术的董事总经理Stephen Eicenlaub说的那样,节能减排的风起云涌在中国或许会比在其他国家落地更快。

　　节能减排很近 碳市场很远？

　　也不尽然。华堂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周压成说,未来购买VER（生态补偿）项目也将是企业和个人实现社会责任的一种渠道,“一些知名的企业家、社会名流、胡润百富榜榜上人士、演员等已经加入了这个行业”。

　　事实上很多上市公司早就介入了“卖碳”行业。据上海证券报的不完全统计,沪深两市总有56家上市公司介入了CDM项目。这些“卖碳翁”收益颇丰,从2008年开始至今,共有11家上市公司确认了来自CDM项目的收益,其中巨化股份(600160,股吧)、中国石油(601857,股吧)、三爱富(600636,股吧)则是其中的“卖碳富翁”,三家公司合计收益达到了11.763亿元。

　　但中国可再生能源协会风能分会的施鹏飞说,有CDM项目的节能减排企业就“少赔一点”,但中国发展新能源不以国际CDM市场的变化而变化。英国气候变化资本集团中国区总裁路跃兵也指出,这事和VC、PE没太大关系。“即使在国外,进场买卖CDM项目的基本上也都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他说,VC、PE也鲜有直接投资到CDM项目方的。

　　掘金“低碳”时代,VC、PE只能通过投资能降低碳排放的新技术、新产业、新兴服务以及新型而最终获利于这个大时代么？是否可能与“碳生意”直接勾连？

　　合众资本合伙人郭东军说,事实上VC、PE们都看好的cleantech的投资与诸如CDM这类“碳生意”之间“挺多重合”,“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很多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就可以直接做成CDM项目。”除此外,诸如污水处理、煤层气以及垃圾处理等投资,也能与CDM发生关系。前者比如绿星基金,这只10亿美元的基金重点投资新能源,“还有一些污水处理厂需要的过滤器和药剂”。而后者或许可以霸菱亚洲投资中华煤层气为例。

　　更何况,CDM项目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除了资金外还有技术。“排放量大,可能是技术不行,设备不行。”这恰恰是VC、PE们所关注的。

　　“世界范围内目前还没有冶金领域的CDM项目,我们想推动鄂尔多斯(600295,股吧)冶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冶金公司）成为首个该类项目。”中国循环能源公司（China Recycling Energy Corporation）副总经理吴志刚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对他所在的公司来说,这也是个新尝试。

　　这家以CREG为代码的美国OTCBB上市公司,2009年4月和冶金公司签订了合资协议,CREG把后者现有矿热炉的余热用来发电。对于CREG来说,这个项目带来的不仅是最高3.6亿元的电费收入;“由此产生的每年相当于70万吨碳当量的减排量”还能“卖”掉。

　　这应该只是个开始。尽管公司以CREG为名生存了还不足3年,但是已经有华菱涟钢、邢台钢铁、长治钢铁的TRT（Top Gas Pressure Recovery Turbine,高炉泸定煤气余压回收透平发电装置,简称TRT）项目,声威集团2座12MW余热发电项目;以及在建的中钢滨海镍铁余热发电项目以及鄂尔多斯余热发电项目。

　　据其估算,到2015年“循环能源市场的存量将达到1500亿元人民币”。而目前,CREG的“项目已经做不过来了”,而主动找上门的企业也越来越多。

　　国家到2020年单位GDP减排40%到45%的节能减排目标对这类企业是“重大利好”,会迫使“越来越多的高耗能企业会更积极主动地要求节能减排以达标”。华堂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环交所首席法律顾问周亚成说,这种压力此后会明显地显现出来,事实上在过去几年国家有关部门就已经取消了对高耗能行业的电价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