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多天前武汉的大量出租车排长龙加气开始，天然气紧缺就比甲型H1N1更具传染力，短短几天内就使郑州、南京等多个城市相继告急。为保障市民生活，太原市停止了工业用气，紧急从临汾每日调进10万立方米。中石油一再解释“日供天然气近两亿立方米，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可老百姓只关注一件事：生活不能“断气”。

　　这场“气荒”来得猝不及防，显得蹊跷怪异。

　　能源专家韩晓平指出，“地下储气库的投资不足是主要原因”。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23日回应说，根本原因是天然气需求旺盛。前者将责任归咎于部门工作不力，后者将原因推向市场内生的压力。

　　我国南北天气突变，消耗量猛增，确实是这一危机的客观成因。但我们记得，2008年春节前南方的那场雪灾后，各地各部门或表态或承诺，保证进一步建立健全应急预案机制，切实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前车本可鉴，而今又重演，其根本原因在于相关利益链的斩不断，理还乱。

　　从目前舆论来看，众多专家和民众反应激烈，包括央视的《东方时空》和《新闻1＋1》也在质疑：“气荒”难道是人为制造？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垄断国企难道在与公众“躲猫猫”？这样的猜测不无道理：用公众利益作筹码可以形成“价格逼宫”的态势―那是下一轮天然气涨价的开始。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认为，“在相同热值情况下，天然气比汽油便宜，使得社会各界更愿意使用天然气。”其话外音可能是，涨价将成为有关部门打击天然气需求量的重磅武器。

　　“气荒”，竟戏剧性地导出了涨价这一绕不开的主题。

　　如果只是气价涨也就算了。可与之携手的，还有水价。

　　今年1月1日，广州自来水全面提价，紧接着南京、上海、沈阳、昆明、兰州等地相继通过“听涨会”的形式宣布提高水价。本月23日，北京水务局为涨价而摆出的理由十分强硬：解决供需失衡，缓解资源短缺，促进用水节约。

　　其实，各大城市都经历了从政策性低价到市场化计价的转变，但回头来看，水务企业似乎总也摆脱不了“水价涨―企业亏―水价再涨”的怪圈。每次在与公众利益的博弈中，企业利益总是赢家。

　　此外，过去的11个月间我国5次上调油价，3次下调油价，媒体戏称之为“5比3”。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中国资源价格长期处于低位运行，历史欠账太多，另一方面现在经济回暖，暂无通胀压力，这正是资源价格改革的最佳时机。其言下之意是：价格势在必涨。

　　其实，能源涨价并不是涨与不涨的判断题，而是何时涨和涨多少的选择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所有的价格上涨时，公众都看不到企业在经营管理、成本核算等方面的翔实数据。反倒有群众说：“自来水公司说亏损，可一些员工福利并不差，钱从哪里来？”有人问，一些企业的天价高薪和“天价吊灯”怎能说明企业经营艰难？还是国家信息中心石油问题专家牛犁的话耐人寻味，“中国的能源价格调整过程就是利益再分配的过程。”

　　仍以水为例。我们并不否认目前城市用水的价格未能反映价值，但涨价未必就能解决问题。国际上通行一种“累进式阶梯水价”，其在确定基本定额的基础上只对超额部分收取高价，就是一种促进节约用水、保障弱势用水者利益的计价方式。水作为国计民生须臾不可或缺的物品，不能搞一刀切的涨价，政府必须施行价格管控，对企业进行成本约束。如果任由企业携公众利益向政府施压，把企业的不当成本向公众转嫁，从而自说自话地涨价，发展无疑将变得不可持续。

　　2009年注定是最受争议的“涨价年”。国家发改委近日多次提出要推进资源型产品价格的改革。从以往一改就涨的规律来看，水、电、煤、油、热的价格或将全线上调。不同于可以充分展开市场竞争的其它产品，对于资源型产品，目前舆论关注的焦点应当是：相关方面能否给出令人信服的涨价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