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孙翠华介绍，目前碳交易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基于《京都议定书》的项目减排，即CDM减排，另一种则是排放权交易。在排放权交易中，又分为以履行《京都议定书》义务为基础的履约市场和以自愿减排承诺为基础的自愿市场，前者即欧盟排放贸易体系，2009年交易总量达6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为全球碳交易总量的73%。

　　全球碳交易市场份额越来越大。据统计，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价值已从2005年的110亿美元升至2009年的1980亿美元。预计到2012年，全球碳交易达到1500亿美元，到2020年达到3.5万亿美元，未来可能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市场。

　　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我国仍处于高碳工业化为主导的发展时期。我国能源消费中，煤炭所占比重约70%，能源结构不合理。通过政策和市场机制大力推动节能减排，提升碳经济有效性势在必行。我国是世界碳排放大国，有预测认为我国碳排放量占世界碳排放总量的比例接近30%，到2012年达到40%。这意味着我国肩负的减排任务十分沉重，同时也意味着我国未来有巨大的碳排放交易需求，通过政府大力投入与迅速开发碳交易市场机制将有力地推动我国走向低碳经济。

　　中国已为节能减排做出努力。孙翠华介绍，截至2010年9月底，中国共批准2685个CDM项目，预计年减排量近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有953个在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EB）成功注册，占全球注册项目的40%，预计年减排温室气体约2.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球注册项目年减排量的61%，项目数量和年减排量都居世界第一。在注册项目中已超过260个获得签发，总签发量约2.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球CDM项目签发总量的50%。但我国碳交易市场机制还十分落后，除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有交易所从事与减排相关的交易外，我国还没有一个全国系统性碳交易市场。

　　目前，中国污染排放与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个案虽然已经不少，但分散在各个城市和各个行业，交易往往由企业与境外买方直接去谈判，信息透明程度不够。这种分散的不公开的市场状况，使中国企业在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使最终的成交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相去甚远。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欧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国际碳指标价格17欧元/吨，我国国内价格约在8欧元/吨。

　　对于处于发展初期的碳市场，政府已着手制定相关政策扶植、发展我国碳市场。孙翠华表示，我国已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重大战略，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纳入“十二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央政府和地方都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不仅要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健全应对气候变化管理体系，而且正在研究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和重点行业的单位碳强度标准。同时，研究探索征收碳税的时机和条件；积极探索市场机制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推动作用，鼓励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规范自愿碳交易活动。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减排二氧化碳方面已经并将继续做出努力，但如何以最低的成本，对经济增长最小的冲击实现减排，成为当下围绕气候谈判最引人关注的话题之一。从国际上成功的经验来看，应该通过市场机制保证我们的减排量是以最低的成本实现的，是以对GDP冲击最小的路径来促进减排。

　　财政部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陈欢表示，中国还处在快速发展的时期，碳排放量巨大，所以碳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碳交易是政策依赖性很强的行业，政府介入十分必要，但尺度要把握好。未来单靠政府的力量不能满足需求，需要利用市场运作机制，提高效率，降低减排成本。从目前来看，“十一五”节能降耗20%的目标有望达成，对我国国民收入、就业等影响并不大。

　　陈欢建议，我国碳市场未来发展可以参考欧洲、美国的发展模式，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政府主要负责制定规则和监督管理，而排放权价格制定、买卖等具体交易，更多地依靠市场自身去完成。如果要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就需要借鉴这些成功的经验，探索在国内利用市场机制更好地体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并调动各方参与减排的积极性。

　　碳市场需要逐步演进和发展，在未来将会有更好的发展。特别是中国以“更高效率、更低成本”实现我国碳减排目标，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是信心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