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春以来，美国、中东、俄罗斯等地区天然气接连降价的消息，丝毫没有缓解国内天然气价格又一轮大规模“涨价”前的紧张气氛。

　　继4月份长春引领地方新一波天然气涨价潮备受热议后；进入5月，因中石油在华北地区淡季“限气”引发的猜测和质疑，更让人们感到“涨价”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中石油“敢做不敢当”

　　4月28日，中石油华北天然气销售公司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鉴于上游气源紧张、缺口较大，自5月2日起，在全国范围内限气26%。其依据是一份《天然气管网分公司关于中石油削减供量导致气源紧缺情况的说明》的文件。虽然迫于舆论的压力，该公司很快“改口”称不执行“限气令”，并于5月5日宣布天然气恢复充分供应。但是，有媒体透露，其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河北、山东等地“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0.2元/立方米，涨幅达8%”。

　　由此，中石油通过“限气”倒逼“提价”的推断和联想接踵而至，社会关于“天然气涨价”的预期变得空前强烈。人们普遍认为，中石油“限气”就是在给“涨价”造势。

　　但是，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却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中石油华北天然气销售公司给出的淡季“缺气”的理由代表了最初表态。该公司指出，由于中石油北方两大主力气田——华北油田和长庆油田在5月至6月期间进行常规检修，而与此同时下游天然气用户又增速迅猛，因此管道天然气供应趋紧，“限气”乃不得已之举。

　　对“下游用户猛增”这一说法，中石油海外开发公司又进行了补充：今年华北地区冬季普遍偏长，采暖需求旺盛，第一季度多个省份的供气量都超出了中石油的原产量计划，导致中石油不得不加大进口气量。中石油提出“限气”，其目的在于当气温普遍升高、供暖需求下降之后，让供气量回归原计划水平。

　　其间，中石油还通过多种渠道，向媒体透露了天然气价格进销倒挂、天然气进口增加给中石油天然气业务带来的亏损，国资委要求央企提高盈利能力对中石油减亏产生的驱动等一系列动因。

　　只是，一时间处于风口浪尖的中石油，给出的终极回应出乎人们意料。其总部相关人士声称，没有任何关于下属公司“限气提价”的消息。中石油董事长周吉平则表示，中石油绝对没有通过“限气”倒逼“涨价”的意图。中石油“限气”在高潮处猛地戛然而止。

　　价改“不能再拖”

　　只是，与中石油“限气”从开始到结束就是一出葫芦剧形成鲜明对比，业界人士已经在认真地讨论天然气价改的时机和具体步骤等问题。

　　总体看，天然气将进入多次小幅调整、缓慢上升轨道的声音占据上风，而“一两年内价改方案难以推进”的评论应者寥寥。

　　5月14日，中海油首席能源研究员陈卫东在题为“天然气讨价还价几时休”的第14次《能源评论》学术沙龙上指出，天然气在结束供暖季之后加价，是一个恰当的时机。

　　他的这一判断随之得到了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高级分析师刘满平的支持。他说，2010年天然气价格上涨的压力就非常大，这次调整算是“迟来的调整”，不能再拖了。各地天然气价格自行其是导致的天然气价格混乱局面需要通过这次价格调整尽快终结。

　　让陈卫东和刘满平对自己的判断信心满满的是，他们与同行一致认为，综合分析国内外各种因素，目前进行天然气价改的大环境空前之好。国际竞争压力的减少，国家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的努力，特别是在今年“雾霾”天气连连造访中国，为通过天然气的合理调价，增加天然气对一些高污染耗能行业的能源替代作用进行了有力的铺垫。

　　陈卫东指出，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一段时间内将水涨船高，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能源消费贡献率短期难以大幅上升，国内外又对中国低碳发展和环境保护抱以较高期待的情况下，天然气是可以替代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最现实选择”。

　　青年能源经济专家丛威表示，在中国特殊的资源禀赋下，煤炭这些年一直担负着保障能源安全供应底线的重要角色，有行业减压、松绑的内在诉求。如果通过合理的价格机制调整，让天然气对煤炭产生更大替代作用，在能源一次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有较大幅增加的话，对于煤炭行业来说，“不啻于福音”。

　　里昂证券亚洲地区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研究部主管鲍俊文把天然气涨价看作是非常规能源发展的前提条件。他认为，中国的页岩气储量虽然可能比北美高，但地质条件更差，只有实施天然气价格改革，提高天然气价格，才可能形成页岩气的规模开发和较快发展。

　　从天然气销售企业角度考虑问题的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刘燕，对调价则早已“翘首以盼”。根据北京“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燃煤电厂、燃煤供热的煤炭消耗量要控制到1500万吨，2020年控制到1000万吨。因为空气污染治理的压力，现在这些目标都需提前完成。由于气价、电价、热价偏低，这意味着，政府对燃气供给企业、燃气发电企业的补贴投入将相应增加，“长此以往、难以为继”。

　　在2010年年底调任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之前，北京市前副市长黄卫曾算了一笔账，按照当时的气价、电价、热价，京城热电厂若全部改为天然气发电，发电亏损将超过150亿元、供热亏损将达到35亿元。那时的气价仅为1.95元/立方米，虽然现在的气价上升达到了2.18元，电价热价亦有变化，但亏损的总盘子已经“更大”。

　　而在中国石油(601857,股吧)大学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震看来，美国页岩气的成功大规模开发对全球天然气供需格局产生的影响，为中国利用海外天然气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估计，美国可能会成为天然气出口国。原来以美国为天然气出口目标的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以及新兴的天然气出口国莫桑比克、坦桑尼亚等国，都会选择中国作为其重要的天然气海外出口国。再加上俄罗斯与中国针对油气合作已达成或将要达成的协议，中国在国际天然气市场上地位的改善，实际上就是天然气调价具有的国际空间。

　　具体路径各执己见

　　然而，专家们就调价时机和必要性达成共识，并不意味着其在天然气价改的路径和尺度上达成一致。

　　在“破”的问题上，专家们的立场差异不大。既有成本加成法主导的天然气价格机制，因无法反映天然气与其他可替代能源的价格比价，导致天然气价格水平偏低，所以应当废弃。这是基本共识。

　　刘满平以数据说话。他的研究表明，在不考虑环境效益的情况下，等热值的煤炭价格是天然气价格的38%，石油和电力约为天然气价格的4.9倍和5.15倍。而如果把政府和企业为治理燃煤污染所耗费的物力、财力和人力等成本涵盖进煤炭价格，等热值的煤炭与天然气价差将进一步缩小。在原有的天然气价格机制下，天然气价格被严重低估。

　　中石油规划总院油气管道研究所副所长杨建红也指出，中国天然气发展新阶段要求必须打破原有价格机制形成的框框。如果把中国天然气阶段分成启动期、发展期、成熟期，伴随西气东输一线、二线的正式商业运营，中国天然气已经进入发展期。这一阶段的特点就是管道网络化和气源多元化，既有的成本加成法做不到一线一价，体现不出不同气源的差别，既不与实际相吻合，更违背了市场公平原则。因此，新的价格机制必须应运而生。

　　对于新的价格机制应以市场作为主导，表面看来专家们也无异议。只是，无异议的可能只是市场标签，大家对于如何理解市场价格，如何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显然有着各自的见解。

　　在比较能源价格的时候，人们已习惯于把天然气和石油、煤炭、电力比较。可是，在重新确定天然气价格的时候，王震认为天然气价不宜锚定某一相关能源价格作为目标，不少人主张的以之为基础的市场净回值定价法未见得是天然气定价的合理依归，中国应该有更宽阔的视野，把握自己在国际天然气市场发言权增加的机会，推动独立的天然气定价体系的形成。在他的概念里，国内的天然气机制和国际天然气市场机制是紧密相关的。国内天然气价改需充分考虑这一因素。

　　杨建红认为，天然气市场应从以前的供给主导需求情形，过渡到需求主导供给的情形。但是，一位不愿具名的业界人士评价，市场价格机制，就是供需共同决定价格，不是供给主导需求，亦非需求主导供给。所有的非市场干扰因素，都应该被排除在价格函数之外。这一观点又与刘燕的主张相悖，刘燕提出，应该借鉴电价推行阶梯气价，对于天然气这一基本的民生能源消费品，政府应保持适当的控制力。

　　而对于“市场”机制下“涨价”，涨到一个什么样的幅度比较合理，各方立场更是大相径庭。

　　陈卫东主张参照同是东亚国家的日本、韩国的天然气价格。依据JCC（日本进口原油加权平均价格）的价格体系，这两个国家的天然气价格约合1立方米4块钱。

　　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天然气行业资深人士则认为，应该设立天然气的“天花板价格”和“地板价”，形成一个区间。他认为合理的区间是2.4元到3.2元。从这一判断出发，他认为广东的天然气价格是合理的。

　　根据王震和前述不愿具名人士的逻辑，天然气价改未见得一定是涨价。

　　如果出现统一的国际天然气价格，且国际天然气和国内天然气价格实现接轨，国内现在最低的天然气价格相对国际天然气价格可能也是高的，为什么要涨价？

　　此外，价格是由供需双方共同决定的。在天然气供给越来越宽松的今天，天然气价格“不降反涨”的支撑何在？难道仅仅是因为天然气价格被低估吗，今天的天然气价格被低估了多少？

　　丛威的提醒值得深思。他指出，专家们关注的是价格机制是否合理，老百姓关注的可是多花一分钱、少花一分钱，即价格敏感度强。因此，如果调价就是“涨价”，而涨价的归宿最后都要老百姓买单，相关举措就一定要慎重。否则，老百姓的抱怨和抵制会大大降低这些决策的效果。

　　调价压力重重

　　丛威的话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大多数老百姓的想法尚未可知。但可以预计，在国际天然气价格下降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天然气价格想逆势而涨，面临着重重阻力。

　　天然气价改面临的重重压力之一便是如何说服民众。

　　刘满平说，2010年的那次天然气价改之所以戛然而止，舆论压力是主要原因。这次价改就能保证不重蹈覆辙？业内人士虽然对调价形成了一定共识，但在政府、专家公信力下降，听证程序被视为摆设的今天，试图仅仅通过摆事实、列数据就说服公众，有些过于乐观。

　　另外一个压力则是在天然气使用的认识上，各界分歧明显。

　　纵使业内人士大都认为，2015年之后，中国的天然气供给将进入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然而，中国利用天然气的起点低，经过最近几年的快速发展，2012年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也才刚刚超过5%的比重。“少油缺气多煤”的能源禀赋现实，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增加带来的潜在能源安全威胁，薄弱的管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天然气能量密度不够、仍有污染的特点，决定了天然气短期内难以承担起我国能源主力的重任。天然气面临的还是“好刀如何用在刀刃上”，如何用好的问题。

　　王震指出，由于新兴天然气出口国崛起，我国对海外天然气的利用，LNG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但杨建红觉得管道气不应因此有所偏废，这不但因为，根据国际经验，管道网络提速是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大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且，管道网络建设还提供了社会资本参与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的机会。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徐晓东提出了实行“以电代气”，天然气“退出家庭”，主要用来燃气发电发挥调峰作用，以推动可再生能源携手发展的倡议。而卓创咨询高级分析师李祾譞则主张，应该以天然气作为高端化工产品的原料。

　　大家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于燃气发电该以什么样的规模发展以及燃气发电能否发挥调峰作用上面。

　　京能集团电力能源建设部项目经理马向锋指出，燃气电厂在区域电网调峰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电网从调峰需要和电网安全要求出发要保证燃气电厂一定的利用小时数，而如何调动燃气发电厂的调峰作用，则取决于电价机制是否可以改变。

　　实践中，天然气价格直接影响着燃气发电厂的盈利能力，各地情况有所不同。以北京和广东为例，北京燃气发电厂的上网电价采取一机一价，由于政府给予燃气电厂的补贴比较合理，燃气电厂尚可以微利经营。可是在广东，除了燃用澳大利亚长期协议低价气的电厂和中海油旗下的电厂，其他电厂都在亏损发电。深圳一家燃气发电厂，利用小时数不过2000小时，一年虽然享受当地政府2亿元补贴，仍然亏损7000万。

　　显而易见，马向峰的意见也带出了问题。北京模式和广东模式，谁是未来，政府补贴的决心和能力以及持续性到底如何？

　　杨建红建议为了推动燃气发电的发展，可以考虑通过电价上涨来分摊因燃气价格上涨给燃气电厂造成的压力。

　　可是，国网能源研究院财审所副所长李成仁认为这一建议难以落实。根据其所在机构的研究，天然气价格上涨至3.5元，销售电价须增加2分钱；天然气价格上涨至5.2元，销售电价须增加4分钱。考虑各地的不均衡发展，数据更为惊人。如果天然气价格上涨至3.5元，北京、天津的电价都至少要提高1毛钱；而如果天然气价格上涨至5.2元，北京、天津的电价分别需要提高2毛钱和3毛钱。基于电网企业目前经营状况，其根本没有能力化解燃气价格上涨对燃气电厂产生的影响。

　　更优方案需更深考量

　　陈卫东在谈及自己对天然气价格调整的意见时，提出了合理的天然气价格，应该能够兼顾能源转型、企业可持续发展、消费者可接受、环境保护等四方面。但是，当这四个约束条件本身就存在冲突怎么办，它们之间有没有优先顺序？

　　从以人为本角度考虑，如果天然气对能源转型、环境保护确实不可或缺，“以气换气”，以天然气的大规模发展来还一片蔚蓝的天空，换我们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未尝不是选择。因为“以气换气”的背后是“以气换命”， 哪怕从政府到企业到民众都付出较大成本都可以在所不惜。

　　但是，话又说回来，有没有更好的方案？“电从远方来”是更经济的选项吗，付出同样的努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可否出现飞跃性的进步，做出同样的贡献？此外，约束条件背后本身就是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政府利益、企业利益与公众利益，不同企业利益之间的博弈。这中间，如何做到不像以前那样，长期利益被罔顾一边，公众利益因为缺乏代言被交易呢？

　　答案需要立意深远的考量。

　　相关方面的考量是否已经足够？答案不得而知。但国家发改委正在组织研究天然气涨价的可行性方案，不日或将公开征求意见的消息已经在坊间传播开来。

　　这一切似乎验证着，中石油“限气”就是天然气大范围“涨价”前的热身。而后来取消“限气”、否认“涨价”只是一个权宜之计，甚至就是个幌子。

　　大幕其实已经拉开，“涨价”已然箭在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