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能源资源匮乏进一步成为国家之间竞争与冲突的重要根源。特别是国际恐怖活动猖獗,全球地缘政治形势不稳,国际油价持续飙升,使能源安全问题再次升温。

　　能源安全从全球层面、国家层面、地区层面和企业层面看各有侧重。就国家层面而言，能源安全主要是指一个国家以能够承受的代价获得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需的足够的能源供应，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可以承受的代价”，既包括经济方面的支出，也包括政治妥协和军事支撑等，代价“可以承受”即视为安全；二是“发展所需”，能满足发展所需即视为安全。当今，能源安全不是单纯的能源问题,也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对外战略、国家安全、战略经济利益以及外交手段等多层次的战略问题。

　　能源安全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各大国普遍重视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因为能源资源是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国家安全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资资源，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与国防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特别是在经历多次能源危机的冲击之后,世界主要国家都把能源安全战略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源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极其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体现在保护经济发展的速度稳定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上,而能源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保证。

　　能源是支撑世界发展的决定性资源，世界能源总量相对充足但地缘分布严重失衡，客观上成为影响国际能源安全的隐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回顾人类社会发展历程，能源安全问题由来已久。自19世纪末以电力、化学革命和内燃机为特征的产业革命以来，全球能源需求持续增加，能源安全问题逐步显现。而能源安全概念最初源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期，人们由于担心石油供应不足而产生的一种心理不安全感。从国际能源署(IEA)1974年成立至今,全球能源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IEA对于能源安全的定义最初建立在对石油安全的理解之上，即获得足够、廉价、可靠的石油资源，当时的能源安全也可直接理解为石油的供应安全。这种石油安全观后来虽然逐步扩展为石油安全内容的四个维度，即上游资源的可开发性、中游的可输送性、下游的可支付性和消费时的环境可容性，但重点依然为供应安全。随着各国能源消费结构内容的逐渐丰富，人们使用的能源品种从石油过渡到油气并重，以及煤炭、石油、天然气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的综合利用，能源使用方式也从大型集中化向小型分布式发展，石油安全概念更多地被能源安全概念所替代。

　　传统上，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对“能源安全”的认识差异很大。比如，同样都面临“供应安全”，但前者的“供应安全”是以合理价格得到能源供应的可靠渠道；而后者的“供应安全”是通往市场和消费者的充足渠道，确认未来投资的正当合理性（并保护国家收入）。不过，“能源安全”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多样化。不论是石油来源还是其他能源的使用，都离不开多样化原则。这依然是任何时候考虑能源安全问题时的基本出发点。

　　“能源安全”问题调查得越深入，分歧就越大。对俄罗斯来说，能源安全意味着政府重新获得能源产业的控制权，并将权利延伸到下游领域，掌控能提供政府收入的重要出口管道。对欧洲各国而言，目前最担心的并不是原油，而是天然气，特别是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程度。而日本关心的是，在资源贫乏的国土上如何推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继续发展。对中国和印度来说，能源并没有阻挡经济发展的脚步这一点令人安慰，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并防止社会动荡，能源供应安全是必不可少的保障。而在美国，能源安全有两个中心。一是防范再次出现任何类似中东供应中断的风险；二是实现被反复提及的“能源独立”目标。

　　传统的能源安全主要关注价格合理、供应稳定（主要针对能源来源地），对能源形式的关注也主要集中在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特别是油气资源的安全。随着能源安全问题的不断演化，能源安全概念也在不断扩充和完善。迄今为止，世界各国致力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的观念发生了三次重大变革：一是与战争相关的能源安全观，二是冷战时期的能源安全观，三是新形势下的新能源安全观。与战争时期的能源安全观和冷战时期的能源安全观相比，新形势下的新能源安全观的理念更丰富，突出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从单一安全转向全面安全。当今世界，能源多元化已经成为各国能源战略的必然选择。传统能源安全以单一的石油安全为核心，新能源安全观在关注石油安全的同时，开始关注天然气、电力、煤炭、核能等主要能源的全面安全。二是，从狭义安全转向广义安全。传统能源安全以防御中东石油供应中断为重心，新能源安全观认为，恐怖活动的全球化与常态化，需要将能源安全扩展至各个国家和能源供应链的各个环节，维护能源来源稳定、基础设施安全和运输通道安全均是能源安全的重要内容。三是，从单向安全转向双向安全。传统能源安全主要关注供应安全，新能源安全观认为，能源安全的主体包括消费者、转运者和生产者，能源安全对消费方和生产方是一致的，在关注消费方供应安全同时，也应关注生产方的需求安全和转运方的运输安全。四是，从对抗安全转向合作安全。传统能源安全将消费国与生产国的利益对立起来，强调“同盟安全”或“结盟安全”。新能源安全观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能源安全都依赖于全球能源安全，保障能源安全的唯一出路是“合作安全”和“共赢安全”，即从民族国家的安全拓宽至全球安全。五是，从短期安全转向长期安全。传统能源安全主要应对市场短期供应中断，新能源安全观在强调应对市场短期供应中断的同时，更加注重能源供应的可持续性，同时更加注重生态与环境安全，新能源、新技术、气候变化等成为了新能源安全观的重要内容。

　　当今，全球能源安全局势日趋紧张。作为步入能源进口大国行列的中国,能源需求在新的世纪有了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的引致因素包含了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国际因素主要是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变化所引起的中国能源进口总量的变化和国际能源价格的变化，而国内因素则是伴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化、工业化的变革,这些因素融合在一起使中国的能源领域面临着诸多挑战。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能源安全问题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快速提升，对能源的安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不久的将来,能源的开采、转换和利用对环境、公众身体健康、全球气候变化、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等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为了保证国家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发展，中国提出了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和平发展战略要求中国能够稳定的获得国外能源供应、国外能源价格合理、国外能源运输不受到威胁。但是,中国在寻找能源的过程中,与能源生产国和能源消费大国之间的利益没有协调好,加之一些国家对中国能源政策存在误解,引起了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担心,甚至抵制。能源生产大国或地区的不稳定增加了中国到国外投资的成本；能源消费大国之间的竞争加剧了国际能源市场的紧张状态,更是恶化了双方之间的外交关系；由于缺乏战略互信，中国寻求海外油气资源的举措导致了中美两国在世界油气的勘探和生产领域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中美能源消费需求的扩大,引起了美国对中国的防范，美国作为目前惟一的超级大国，当然不愿意看到和接受中国的崛起，并谨防对其霸权形成任何挑战；中国南海地区随时都可能因为资源的争夺而导致地区战争；海上运输的威胁也加剧了中国能源安全不稳定。另外,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主导作用、以何种政治姿态影响和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以及如何与周边国家及欧美等国解决能源争端、领土争端和贸易争端,是中国面临的又一困境。这一系列矛盾和冲突都是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挑战。

　　中国海外能源供应地目前主要有四大板块，并呈现出不同的安全态势：海湾地区属能源动荡区，非洲地区属能源脆弱区，中亚—俄罗斯属能源稳定区，拉美—加拿大属能源机遇区。中国要想长期稳定这些板块的地缘板块形势，有效对冲地缘政治风险，就必须着眼长远，冷静局部，无论是在哪个能源板块中，都要积极打造1到2个能源供应的支点国家。比如海湾地区的伊朗，非洲地区的苏丹和安哥拉，中亚-俄罗斯地区的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以及拉美地区的委内瑞拉等。近年来,随着国际油价的持续走高,“资源民族主义”现象在世界主要油气生产国,特别是海湾国家中悄然兴起，成为全球战略性能源投资中的首要风险。海湾国家作为世界主要油气生产国,其资源民族主义的发展会对中国脆弱的国际能源供给安全一定的冲击，并会引发国际能源安全领域的“蝴蝶效应”。作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探寻一条与海湾国家能源合作的共赢道路,是维护中国在海湾地区能源利益的重要前提。

　　还有就是，南海是中国重要的能源供应基地和能源运输通道,在中国能源安全中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南海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海域，从目前已探明的油气资源储量及其能源通道的独特地理位置来看，在破解中国能源制约难题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由于区域外大国的介入、周边国家对南海能源的争夺以及海上油气开采技术限制等诸多因素,南海的能源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面对复杂多变的南海局势,中国必须增强能源安全紧迫感，着力提升综合实力，加快南海能源开发，构建合理的南海能源安全体制，积极开展地缘政治斗争，提高对南海海岛的实际控制力度，全方位、多角度地制定南海能源安全的战略对策,才能保障国家“和平发展战略”的实现。

　　中国传统的“以煤为主自给，以引进油、气为重心”的能源安全战略，已经不足以解决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需要新的思考，做出重大调整，引入新的观念。一是要革新能源供给安全观念。由供给侧单向提供保障，转向由供给侧和需求侧双向协同提供保障的观念。二是要树立能源的环境安全观。由单纯的“保障供给”理念，转向“保障供给和保护环境并重”的理念。三是加强国际竞争环境中的能源安全观。中国长远能源安全观应基于新能源科技和产业的振兴，确立具备国际视野和长远战略眼光的能源安全观。

　　胡锦涛主席曾在2006年G8峰会上发表讲话时提出：“为保障全球能源安全，我们应该树立和落实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新能源安全观新在哪里？新能源安全观主要强调的是三个方面：一是强调要对话，保证稳定的、可持续的能源供应和合理的国际能源价格；第二是交流技术，要形成先进技术的研发推广体系；第三是各国应探讨建立一个清洁、安全、经济、可靠的世界未来能源供应体系。

　　当然，建设全面的能源安全保障，要经过长期努力。近期需要把能源环境安全放到更重要的地位，着重解决能源清洁化问题，保证合理的能源需求增长；同时，也要加快能源技术研发创新，为中远期的能源技术革命做好准备。中远期要通过能源的需求合理化，供应的科学化、多元化、洁净化、低碳化，实现中国可持续的能源安全保障。

　　能源对于今日中国之意义，从来也没有如此重要过。全球经济再平衡和地缘政治关系的新调整令世界能源格局经历着重要的变化，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提高也使得把握和应对这种变化变得格外重要。能源安全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既需要保证以合理的价格维持稳定的能源供应来支撑经济的快速发展，又需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降低能耗、降低碳排放速度，提高清洁能源使用比重，应对气候变化。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保障能源安全已经成为维护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外部性、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经济租金、道德风险等符合国家干预要求的品格特征在中国能源市场领域都有所体现，这就为以国家干预理论为核心的经济法律制度介入能源安全领域提供了契机和切入点，国家通过对能源经济行为的矫正和调整来限制私权的泛滥及其产生的外部性。同时，从整体上而言，能源安全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私人企业因缺乏有效的制度激励而无力提供安全保障，因此政府在保障能源安全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能源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涉及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面临着新布局，需要我们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加以把握。因此，中国政府必须从战略高度考量，采取一系列综合性措施予以应对：一是，推进能源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将能源优质化作为中国能源发展战略的主攻方向。二是，全面落实能源资源节约优先，加强能源科技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三是，主动参与全球能源投资布局，除了继续维持和发展与中东国家的能源合作,中国还要关注与日本、韩国和印度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共同利益,扩大能源来源多样化，重视发展与非洲的能源合作，力求能源供应国和供应渠道多元化，从多方位维护中国能源供应的安全与稳定。四是，大力开展能源外交，以多边合作为依托，重点加入国际能源机构，以多边合作为依托，以区域合作为基础，推动建立“东北亚能源共同体”，以建立国际能源新秩序为目标，参与国际能源贸易价格定价机制，要重视国际组织的作用，尤其不能“缺席”国际能源组织，倡导建立新的国际能源合作组织，促进国际能源新秩序的建立。

　　能源安全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能源安全不仅事关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祉，而且事关中国的政治安全和国际地位。长期以来,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努力解决自身能源问题的基础上，致力于推动世界能源安全问题的解决，日益成为维护世界能源稳定安全可持续供应的重要力量，国际社会对此已普遍认同。面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新的能源需求趋势，针对当今世界能源和地缘政治格局，中国将进一步转变能源安全观念，要内外并举，着眼长远进行战略谋划，开创有中国特色的能源安全新局面，切实维护中国的能源安全，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