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厦门反对PX的环境运动发生以来，PX议题已经成为一个被从多个面向讨论的议题。在这一系列激荡中，既有认为自己秉持了“民众环保意识觉醒”、“为子孙留下一片蓝天”等崇高理念的反PX群体，也有因基于自身专业认知、高举“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捍卫理性和科学的反反PX人士。可是，关于反PX运动为代表的邻避运动的环境经济学面向和其对环境管制框架的意义，尚无成体系的讨论。

　　邻避运动的实质，是分散的居民通过联合，增强自身在环境议价中的力量的过程。如果忽视这个本质，无论鼓吹还是否定邻避运动，都无法让邻避运动所指向的环境议价制度缺失和管制体系缺陷无法得到有效改善。最终使得邻避运动不断成为损耗社会资本的动荡，而无法成为推进环境体制改革的契机。

　　一、环境运动的环境经济学面向：从环境价格说起

　　从环境经济学的角度，邻避运动是居民在环境市场中的一种议价策略。这里所议的“价”，是指当地的环境价格。环境价格的表征方式可以包括对污染排放收费、制定污染排放标准、强制企业购买环境事故险和投资项目环境标准门槛等。因此，要从环境经济学的角度评价邻避运动的得失，就要分析邻避运动是否对正确的环境价格形成产生了积极作用。

　　一个正确的环境价格要反映环境污染的边际损害。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无论定价过高还是过低，都会造成当代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受到侵害。一般而言，环境价格和当地的发展水平和污染容纳能力等因素有关；经济发达、居民收入高的地区往往环境定价水平也较高。正确而有效的环境定价，能够协调和兼顾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提升整体社会的福利水平。发展滞后、人民贫穷、就业压力大、环境敏感度不高的地区，环境资源就不那么稀缺，环境价格相对就较低。而这种较低的环境价格，也和低人力资本等成为这些欠发达地区或后发展地区在国际市场分工中的比较优势，获得产业转移和发展的机会。虽然污染造成了损失，但当地民众也能够通过经济发展获得的其他方面的福利提升得到补偿。

　　环境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价格既体现了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与环境资源稀缺性之间的关系，也影响着这个地区未来发展的潜力和方向；环境价格是影响国际市场分工和产业转移的重要指标。在发达地区，由于具有科技和资本等优势，如果环境定价过低，会导致过度排放，造成的污染不仅损害了居民健康，也会逼走科技人才和资本，反噬经济。相对应的，在发展滞后、人民贫穷、就业压力大、环境敏感度不高的地区，环境资源就不那么稀缺，环境价格相对就较低。而这种较低的环境价格，也和低人力资本等成为这些欠发达地区或后发展地区在国际市场分工中的比较优势，获得产业转移和发展的机会。虽然污染造成了损失，但当地民众也能够通过经济发展获得的其他方面的福利提升得到补偿。环境定价过高，也会造成这些地区的人民因丧失发展机会而利益严重受损。此外，不恰当的环境定价还会导致有限的环保财政资源被错误配置。

　　在国际经验中，邻避运动对环境价格形成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效应。例如在在美国海运液化石油站选址过程中，邻避运动对优化选址、降低风险的期望损失产生了正面作用。而形成对照的，最近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管中闵指出，肇始于反对国光石化的邻避运动造成的环境定价过高，已经成为约束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环境议价的困境与制度缺失：居民弱势并非唯一问题

　　理论上，一个地区的环境价格，是由当地居民权衡接收污染项目获得的经济利益和造成的污染损失后决定的。然而，在实际情况中，由于居民的力量分散而企业的力量集中，因此居民往往在环境议价中居于劣势地位。而邻避运动通过抗议示威集中表达居民的环境诉求，凝聚了力量，能够增强居民在环境市场中的议价能力。需要指出的是，邻避运动的后果是否能够符合居民的利益，取决于两大因素：

　　1. 居民个体是否有能力正确权衡具有污染风险的项目对自身利益带来的得失；

　　2. 因力量分散居于议价能力劣势的，不仅有潜在受害人群，也有潜在获益人群，这两个人群是否都有能力影响邻避运动的走势。

　　如果邻避运动能满足上述条件，那么此类运动就对正确环境价格的形成有正面而积极的作用，例如前文提到的邻避运动优化了美国海运液化石油站选址。但必须强调的是，在邻避运动还处于广泛自发性的背景下，许多因素削弱了居民正确定价的能力。

　　阻碍居民正确定价的，并非被广泛认为的“非理性”，而主要是信息扭曲及其造成的理性定价激励缺失。大多数工业项目对居民整体带来的福利并非直接通过就业、工资和补贴实现，而是通过纳税、投资公共物品等形式间接反哺居民；因此，发展的福利没有直接成为居民福利函数的一部分，而居民也就缺乏激励去仔细权衡污染和发展的得失。这样的背景下，居民对环境资源的定价极易受到环保宣传、群体性恐慌蔓延等外力扭曲，并导致他们对环境资源定价过高，进而使当地丧失了正当的发展机会，影响了当地整体福利的提升。

　　与此同时，许多具有污染的工业项目上马前，当地居民中潜在的获益者——例如项目本身和上下游企业的潜在雇佣对象——难以预期到项目对自身带来的利益，而更容易看到项目污染对自己造成的损害。这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使的本来就因力量分散而话语权薄弱的获利居民团体，更加缺乏集中起来参与议价的能力。是的邻避运动的议价后果往往一边倒的倾向“彻底禁止具有污染的工业项目”，而不是形成有弹性的“允许项目建设+完善污染管理+直接化污染损失和风险承受补贴”的一揽子折衷协议。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许多反PX的项目最后都导致了项目的搁浅，而几无一个案例形成折衷方案。

　　综上所述，邻避运动是否有利于正确的环境价格形成，不能一概而论。这种聚众议价策略，可能是让环境市场更有效，但也可能扭曲环境市场。这取决与居民是否根据自己的收益和损失理性定价，而且部分居民的群聚式议价主张是否反映了整体居民的定价。

　　三、环境管制框架重塑：邻避运动的理性化与非政府组织的利益化

　　在现有环境管制框架下，尚无有效的机制将邻避运动纳入环境价格的有效制定。这种机制上的缺陷造成了两大后果：

　　• 以反对PX运动为代表，已发生的邻避运动大多具有自发性和诉求刚性两大特点。

　　• 对邻避运动的应对只有“全盘接受、放弃发展/全盘拒绝、激烈对抗”两种，而无论哪种都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

　　自发性造成了议价主体不明、诉求无法凝聚共识；而诉求刚性和应对策略两极化则让议价结果极端、悖理正确环境定价的概率高。因此，这两大后果极大的降低了邻避运动正面影响环境保护的可能性，使得邻避运动的后果具有极高的风险性和破坏性。因此，环境管制架构必须被重新审视和重构。在此基础上引导邻避运动变为议价运动，理性化聚众议价。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非政府组织要实现从理想化向利益化的转变，在环境管制体系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在环境管制架构中，非政府组织是和政府有着互补关系的、对环境外部进行纠正的非国家权威。在过去四十年的实践中，非政府组织对纠正因环境外部性而导致的过度污染、过度开发和缺乏污染补偿机制等问题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例如，在美国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中，非政府组织通过发起抗议、向英国石油公司施压等方式，为漏油造成的环境损害得到足够而有效补偿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非政府组织重理念甚于重效率的特点也让他们的不少行动扭曲了环境价格。例如，在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在日本和全球各地，不少环保非政府组织在未对替代能源的环境影响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前，就策动了反核和非核的运动，甚至还出现了向法国核电站投掷铅弹的案例。

　　邻避运动作为聚众议价策略，要真正实现有效的与企业和其他获利团体谈判，只能通过委托代理人的模式实现。而这种委托代理人只能以邻避运动代表团体、环境团体或其他非政府团体的形式出现。只有非政府组织放弃刚性的诉求而转为列出可讨论的议价清单（比如不在主张“PX滚出去”，转为提出对居民的风险承受直接补助和有居民代表的参与的独立第三方环境监测等），以凝聚起来而得到增强的议价能力才能得到实现。同时，这些非政府团体还承担说服居民接受议价结果的责任，保证议价的协议有效和可执行。

　　要实现非政府团体对邻避运动的上述有效参与，首先政府要从制度上将环保相关的非政府组织纳入环保管制体系，实现对环境问题的“共治”。其次，非政府组织要去“理想化”而变为居民的利益代言人，成为各国工会和职业联合会式的组织。只有代表邻避运动的非政府组织在环境问题上改变不妥协的姿态，企业才有空间与非政府组织有效议价。第三，政府要允许不同利益攸关方公开对居民游说，鼓励和引导企业做好说贴。新型的环保管制框架还必须激励舆论对邻避运动“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深植环境运动的根本目的是“获利”而不是“追求理念”的概念。

　　只有重塑现有环保管制框架，让邻避运动的议价模式合法化、常态化和规范化，将邻避运动参与者作为利益攸关方纳入框架，协助邻避运动形成或委托利益代理人，才能让邻避运动发挥其聚众议价的功能，对正确环境价格形成和地区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四、结语

　　伴随着制造业向新兴经济体等发展中国家迁移，邻避运动等环境运动和抗议活动也已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例如，在巴拿马和秘鲁就分别发生了针对矿产业水质污染的环境抗议活动。只有正视邻避运动所体现的现有环境管制框架缺陷，重构其框架结构，才能确保正确环境价格的形成，最终实现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保障不同地区人民正确选择发展模式和道路的权力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