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盖尔·拉夫特 安妮·考林 艾什塔·古普塔

　　当前，全球都表现出对气候变暖的愈发担忧，这也让试图扩大能源安全定义范围的一些人，把安全或能源安全论当作另一种工具，推动制定旨在遏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政策。

　　将气候变化和安全及能源安全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放在相似情境中讨论，会让人们产生这样的印象：两者之间存在直接且密不可分的联系。此外，这种所谓的联系表明气候政策和能源安全有共同的解决方法，即转变为低碳经济。这种联系已成为一些政府官员、权威机构和学者的信条，为能源安全领域形成的新思想派别创造了肥沃的土壤。

　　有些人认为，气候变化是全球安全的威胁，与当前的能源安全问题同样紧迫，他们要求将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完全整合到国家安全和能源安全战略中，并且能源安全解决方案应该只有在同时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情况下才适用。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之间的联系要比想象中更加薄弱。能源安全和温室气体减少有许多互补性，但两者之间也有很多折衷点。且与人们普遍认知相反：气候变化必然会带来能源不安全的观点并不是不证自明的，反之亦然。

　　如何定义能源安全

　　几十年来，一些研究者和政治家一直把能源安全概念局限在消耗国，而当今人们普遍认为能源安全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首要问题，无论这些国家是生产国、消耗国或过境国。同时大家都认为并没有统一的能源安全定义，因为按照各国的发展、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政治体系和国际关系，能源安全概念对不同国家意义也不同。

　　能源进口国希望供应安全、能源价格低廉；而能源出口国却想要需求安全，保证其产品能长期以合理价格销售出去，如此国家预算才能预期稳定且可预测的收入流。同时，许多能源出口国也由于经济扩张、人口快速增长以及对电力和运输燃料价格补贴过高带来一些国内供应问题。因此，各国对能源安全的定义与具体能源状况以及自身如何看待应对能源供应中断的能力有关。

　　各国对能源安全的认识在于他们如何看待自身弱点。欧洲和美国同样依赖进口石油，但欧洲在能源安全上的考量主要受其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的影响。美国在发电方面差不多已实现能源独立，但生活方式却依赖私人汽车和廉价燃料。因此，欧洲人考虑的是天然气，而美国人主要关心的是汽油。

　　尽管各国对能源安全的认识各有差异，大多数政府在被迫指出对他们而言能源安全指的是什么时，通常将这个概念定义为“可靠充足且价格合理的能源供应”，或者是巴里·巴顿及其他人定义的能源安全：“在可预见的未来，某个国家和所有或大多数国民和企业都能以合理的价格获得充足的能源，不会面临重大服务中断的严重风险。”这里“充足的能源”一词非常明白。但什么是“合理的价格”呢？对生产者来说是合理的也许对消费者来说是不合理的；对富有者来说是合理的对贫穷者来说也许就未必合理。这让我们认识到经常忽略的贫穷和能源安全之间的联系。

　　总而言之，各国在能源安全上的立场取决于他们的地理位置。能源安全观点包括以下各种不同的考虑因素：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得能源供应，改善穷人使用现代能源的途径，允许各国以合理成本生产和使用能源，能源多样化通过减少对进口能源供应的依赖减少能源供应中断风险，保持能源海上通道和管道的实体安全，保留备用产量和应急储备，提高效率和保护措施。需要考虑这么多的一连串问题，在讨论中再附加气候这样的约束条件，即使不会导致能源安全决策完全瘫痪，也会导致怠惰。

　　气候变化的积极影响

　　我们如何肯定地球变暖会威胁国际能源安全呢？是否可能正好相反呢？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呈现出一幅有失偏颇的画面，省略了气候变化对能源安全值得肯定的影响。全球气温变化肯定对能源生产和使用有影响，因此在某些情况下，无论是首要影响还是次要影响，都会对能源安全有影响。但为了评价气候变化对能源安全的净影响，我们有必要同时衡量其消极面与积极面。

　　下面列举一些气候变化有益于能源安全的例子：

　　气候变暖有望增加降温的能源需要，但同时也能降低取暖的能源需要。居住在寒冷地区的人如北欧、北美和俄罗斯会受益于全球变暖带来的更暖和冬天。暖和的气温会降低对化石能源的需求，从而也会带来更低的能源价格，这对能源安全来说益处很明显。

　　北极尤其是阿拉斯加的冰川融化为能源开辟了新的贸易线路。随着冰川的消失，白令海峡有可能成为东西半球之间的海上快速通道，这对全球能源安全的益处极大。

　　北冰洋和西伯利亚及格陵兰等地区解冻将为开发陆上或海上石油、天然气及矿产资源开辟新区。这些地区可观的油气储藏无疑有助于能源安全，这如果不是全球变暖肯定永远不具有商业可行性。

　　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再加上生长期更长，霜冻期更短，生物质材料的数量就会增加，它们可用于发电和可替代燃料的生产，因此缓解能源领域对化石能源的需求，以及运输领域对原油的需求。

　　在世界上某些地区，全球变暖引发的离岸海流变化很可能会增强夏季风，并因此增加风能资源。

　　气候变化政策的消极影响

　　因为气候提倡者大肆宣扬其赞成的政策对全球安全和能源安全的好处，他们就很便利地忽视了此类政策危害安全的情况。全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发布各种各样解决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技术。有一些政策，如总量限额交易，目的是人为提高使用化石能源的成本，希望为低碳能源创造竞争优势、促进能源效率。其他政策的目的是通过直接补贴、贷款担保和各种税收优惠鼓励使用可再生能源，使其比化石燃料更便宜、竞争力更强。

　　当在人为因素作用下，化石燃料更加昂贵，可再生能源更便宜，市场力量很可能向后者的方向转变。在某些情况下这将无疑带来有形的安全及能源安全效益。

　　不过，也有这样的情况，环境政策带来相反的结果。煤制油是高碳含量非石油燃料，阻碍这类燃料生产的环境政策会降低消耗国向竞争者开放与常规石油燃料竞争市场的能力，对国家安全有不利影响。

　　下面列举一些气候变化政策危害安全的例子：

　　核能是能提供基本负荷电力而温室气体近乎零排放的资源，减少使用造成温室气体排放的化石燃料将其置于中心地位。有人说如果世界转变为低碳经济，就会出现“核复兴”。但发电用核能可能有更广泛的用途，在非核扩散政权已经受到各方压力的情况下，这也许会让人们产生新的核扩散担忧。

　　碳封存技术是需要很多资金投入的减排方式，目的是把从发电站收集到的二氧化碳注射到地下深岩层和储藏点中，并希望这些二氧化碳能够在那里永久封存。这种概念本质上是将二氧化碳作为危险废物深埋于地下或水下。但二氧化碳是一种渗漏气体，有迁移到地表的趋势。麻省理工学院关于煤炭未来发展的报告指出，虽然总体上看好碳封存前景，但目前还不太可能量化估计储存点的渗漏问题，而且高浓缩的二氧化碳会带来健康、安全和环境危害。

　　可再生能源在很多人看来是既能医治能源安全又能医治气候变化的灵丹妙药。虽然这种能源对温室气体减排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当提到能源安全时，它并不一直是赢家。据一份美国政府报告得出的结论“因为可再生能源直接依靠外界水文资源、风向和强度以及太阳辐射等自然资源，但它很可能比依靠地质储存的化石或核能体系对气候变异更加敏感。”

　　除此之外，风能和太阳能这两个最受欢迎的扩大可再生能源总量的能源属于间歇性能源。风不会每天24小时都在刮，太阳也不会在夜晚发光。而理论上，这种间歇性是可以管理和减轻的，在目前的政治、技术和监管条件下，缺少足够的电力储存或备用发电机，风能和太阳能不能提供基本负荷用电，且容易发生供应中断。因此，不能总是指望这些能源来提高能源安全。

　　谨慎对待能源安全问题

　　如果我们的能源体系中存在难题，那就是当下不能一次性同时解决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过多强调其中之一会让另外一个变得更糟。这就让我们要坚持谨慎的态度来维护能源安全问题。

　　当然，并不是说没有能够成功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政策和技术。在效率、节约和清洁技术方面进行投资是可取的，应该提倡发扬。将二氧化碳回收转换成甲醇等可用液体燃料，并将其喂给藻类来生产生物柴油。但如果你看的是大局，这种各方都满意的补救措施并不能解决这么重要的问题。不幸的是，如果没有在研发方面大量投资，没有哪个突破性技术能够被商业化。然而，当前能源研发水平太低，还不足以带来一次新的科技革命。

　　一方面，气候变化具有与公共货物有关的特点，因此任何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措施都需要国际上的同心合作；另一方面，能源安全展现出与私人物品接近的特性，并且主要在国家层面上解决。一旦涉及经济发展和安全，全球关注和利益问题通常都要让位于国际利益。

　　穷国最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同时，他们从能源消耗增长和能源获取方面取得的边际收益要高于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取得的边际收益。任何想要强加气候政策的尝试都会阻碍化石燃料的使用，且很可能引起能源的不公平现象，危害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意味着任何想要把气候限制加入到能源安全政策中，而使能源安全政策国际化的尝试，都会使能源安全解决方案更加难以实现。

　　资源配置方面也会有问题。正常情况下，安全和环境往往会争夺资源和公共支持，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问题是在两者之间找到最佳平衡。因为随着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出现，更大的环境问题往往被搁置，让位于更加直接的就业、住所和安全等需要。

　　将气候安全解决方案乔装成国家安全问题的良药，这种方式是环境运动一直采取的自私和知识上欺诈努力的一部分。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仅仅是主导我们政策决策“菜单”中的两个问题。在这道菜单上的每个菜中都“注入”大剂量的气候变化，将无可避免地导致消化不良，至少会让“就餐”的一些人消化不良。气候变化虽然重要，但不能与其他问题相混淆，尤其不能与能源安全相混淆。